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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的素食戒律 | 起源于南朝梁时期，延续千年
佛教宣传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力戒杀生。由于教规教义的缘故，佛教徒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食习俗。素食，民间俗称“吃斋”，“素”是洁白、粗略之义，素食就是不杂鱼肉滋味的食物。佛教许多经文中列有反对饮酒、吃肉、吃五辛( 葱、蒜、韭、兴渠、薤) 的条文。佛教认为“酒为放逸之门”、“肉是断大慈之种”，饮酒吃肉将带来种种罪过。吃肉喝酒，“即同畜生豺狼禽兽，亦即具杀一切眷属，饮啖诸亲”，罪过可谓大矣。
以致于一提起佛教，自然就联想到素食。对中国人而言，所谓的“出家人”就是“吃素”的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出家人是否就一定要吃素呢?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除了汉传佛教外，其他如藏传佛教、东南亚一带的南传佛教、日本佛教等等，并不忌讳吃荤。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提倡不杀生，但却允许食用三净肉。《四分律》第四十二卷中记载：“有如此三事因缘不净肉，我说不应食。若见为我故杀、若从可信人边闻为我故杀、若见家中有头有皮有毛、若见有脚血，又复此人能作十恶业常是杀者，能为我故杀，如是三种因缘不清净肉不应食。有三种净肉应食，若不故见不故闻不故疑应食。若不见为我故杀、不闻为我故杀、若不见家中有头脚皮毛血，又彼人非是杀者。”
由此可知，三净肉应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眼不见杀，即没有亲眼看见动物临死的凄惨景象;
第二、耳不闻杀，即没有亲耳听到动物被杀死的声音;
第三、不为己所杀，即不是为了自己想吃才杀的。
汉传佛教将素食加以制度化，从而在中国汉传佛教界形成长达一千多年的素食传统，起源于南朝梁武帝萧衍。梁武帝在位的半个世纪中，大力提倡佛教，寺塔林立，名僧济济。我们经常吟诵的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中有许多寺院就是梁武帝主持修建的。据统计，南梁时的佛寺达2846 座，僧尼有8.27 万人。作为一代开国君王，梁武帝同时又是一名佛教徒。他曾先后三次舍帝王之位而出家于他的私寺——同泰寺，但每次都被大臣赎回。
相传梁武帝读《楞伽经》，经云“菩萨大慈大悲，不忍心食众生肉”，他读了非常感动。梁武帝有感于大乘佛教的菩萨慈悲思想，积极提倡素食。他于天监十年(511)颁布了由他本人撰写的《断酒肉文》——这是确立中国汉地僧人素食传统的一篇标志性文献。该文列举僧人饮酒食肉不如外道和在家众者各九项，以及种种障道过患，并依据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涅槃经》、《楞伽经》等一些经中的教言，令天下所有僧尼不得饮酒、食肉。后世的汉地佛教各派僧众，不仅把这一传统保存了下来，而且大力倡导和发扬光大。
史书上说梁武帝“一冠三年，一被二年”。梁武帝的生活甚是节俭，日一蔬食，过午不食，草履葛巾，罗绮不染。50 岁后绝房事，远离嫔妃。他把佛教慈悲戒杀理论和儒家“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的仁恕思想结合起来，不仅自己不食肉，还要求国家祭祀也要戒杀，用蔬菜果品代替原来的猪牛羊等。平日里，命太医不得以虫、畜入药，织锦不许加入鸟兽之形。这种慈悲观不仅是对印度佛教戒律的重大发展，而且也极具浓重的中国特色。
尽管佛教界有不同的声音，但在梁武帝响鼓重锤的号令下，禁断酒肉诏令执行相当成功，南梁境内僧众不复饮酒食肉。而且稍后的北齐文宣帝即位后，也仿照梁朝之制，诏令齐国境内僧众“禁断酒肉”。及至隋唐佛教，僧团不复饮酒食肉。可以说，中国佛教的全面食素，确是源自梁武帝以世俗的政治力量“制断酒肉”。事实上，当时的佛教律典中，食素是找不到根据的。在制断酒肉政策受到质疑之后，梁武帝开始大力推广载有断肉戒条的《梵网经》菩萨戒，因为《梵网经》中的四十八轻戒的第二、三条明令禁断酒肉。经过梁武帝的积极努力，终于成功推行了佛教的全面食素。自此以后，素食就成为中国佛教的特色。及至今日，食素、独身、僧装依然是汉传佛教僧团需严格遵守的丛林规矩。(文/秦延胜)
梁武帝晚年对佛教更是尊崇有加，不仅大兴佛事，启建水陆法会、拜忏大法会、盂兰盆会，相传他还亲自编纂了《慈悲道场忏法》(俗称《梁皇宝忏》或《梁皇忏》)，一直流传至今。他把许多精力投入到佛经的研究中，著有《大品般若经注解》、《大涅槃经讲释》、《净名经义记》等一些佛经注释，并亲自讲经说法。他曾试图出任大僧正一职来主理全国佛教事务，后因僧众的反对而未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