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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禅宗的“制度”创新
在中国佛教波澜壮阔的历史中，禅宗一枝独秀，被公认为佛教本土化最为彻底的一家，也是最契合中国人心灵特质的一枝。这既体现于思想上的创见与标新，也反映在组织制度上的革新与创化。
除思想体系和修行上的差异之外，禅宗还有一处与印度佛教极为不同：那就是僧团的组织形式与行事准则。印度佛教修行者依据印度传统，多树下禅修，日中一食，不捉金钱，乞食而活。由于印度属热带，谷物水果丰富、种类繁多，修行者树下过夜并非难事，即便不乞食，采摘蔬果也足以果腹。中国为农耕社会，不事生产、乞食而活的方式不受尊重，加上四海为家的禅师易被视为流民，因此马祖道一建立丛林，百丈禅师立清规，农禅并重，自耕自食，形成大的僧团组织。
佛陀在世的时代，僧团内部平等民主，无有职位，以佛陀教诫为行事准则。佛陀制定戒律后，教诫、法与律结合，成为早期出家人行事的标准。戒律均与个人相关，而鲜少涉及僧团组织管理。而尊崇大乘佛法、集体生活的汉地僧团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行事缺乏准则，造成了诸多混乱，也导致社会讥嫌出家人避懒养安。
百丈禅师基于对大乘佛法般若与慈悲精神的理解，设立禅门清规，虽然对比丘戒有所相违，却适应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清规中的礼仪规矩多借用了儒家礼仪，使得宋代儒者程颐参观寺院时惊叹“三代礼乐，尽在是矣！”
虽然其他汉传佛教的宗派都有组织创新，但都不如禅宗这样彻底。禅宗完全地建立起一套与中国传统规制相契的僧团组织与行事准则，所以具有其他宗派难以比拟的强大生命力。正是在思想、修行方式和组织制度上彻底的中国化，让禅宗经历多次历史波澜却能依然延绵不绝，在不同的时空因缘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持续不断的创新是维持佛教千年生命力的关键因素，而创新并非以“新”强加于人，也非无依据的空穴来风，而是在了解佛法内涵与佛陀本怀的同时，穷究心法底源，照入本土现实。也即“创新”是方法上的创新，见地上的创新，而又是本质上的“回归”。
深入观察禅发展的历史轨迹与脉络，可以看到，禅法启发了人心的觉悟潜能，回应着中华民族深层次的精神需求，在关注时代问题、关切民族心灵的探索中，历代禅宗高僧大德用自己的生命来实践和验证佛法，并为后人的心灵觉醒开辟出多种路径。
20世纪后半叶，汉传佛教的禅师们积极探索融入现代社会的途径与方式，如开展夏令营、举办禅修班，利用网络、新媒体、高科技等开创符合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新型弘法方式，让佛法走近现代人的心灵。
在北美，自上世纪以来，前辈长老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探索与西方文化的结合之路。禅师们所依靠的不仅仅是方法、技巧和语言，更是宏大的愿力、自身的德行、对西方文化的主动了解与适应。
21世纪，佛教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佛教面临的不仅仅是三大语系的交流互动、传统佛教文化的继承发扬，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汇、多元宗教与文化相遇时佛教的新一轮创新。
如何在繁复的经典论述中，找到通向真理的道路；如何在科技主导的时代中，倡导心灵的体验；如何能将佛教古老的智慧与真理融入西方的主流文化中，形成文化互鉴共荣，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使命。
进入全球化时代，在科技发达、物质丰富、人才荟萃、文化多元的北美，中华禅应该如何找到与时代地域的契合点，启迪更多人的心灵，让更多的众生经由我们的努力而获得心灵的启发，甚至走向觉悟之路，这正是我们这辈人的责任，也是我们在此聚会的本意。
因缘无尽，法亦无尽。让我们秉承祖师大德的开创精神，在新的时空因缘下，在新的文化背景中，融合更多的力量，开创佛法新局面，让觉悟之心灯，在我们脚下的土壤上绽放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