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将军出家当和尚 从大富大贵走向非凡的一位法师

清定法师俗名郑全山，又名郑有藏，1903年出生于名门望族，家境殷实。其父为清末秀才，家世信佛。7岁开始念诵佛经，1921年考入广州大学哲学系，1925年毕业，因品学兼优留校助教。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1927年提前毕业离开黄埔军校，193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过两年，入中华民族复兴社，任复兴社总社组织登记组组长。1935年12月受到蒋介石召见慰勉，任复兴社总社组织处处长。1937年随蒋介石从上海撤退。1939年又奉调重庆任中央训练团少将训育主任，可随时面见蒋介石，深受器重。郑全山再次向蒋介石反映军纪严重败坏的问题时，蒋介石怫然不悦地说：“全山，慢慢来，惩办将领过多，会对抗战不利，也会给共产党在舆论上攻击我们留下口实。”同时斥责郑全山，认为他不懂政治，只知抗日，不知防共，不知消除党国心腹之患。经此训斥，郑全山产生隐退念头。彷徨苦闷之际，郑全山想起了一生信仰佛法的父亲，想起1928年在南京听太虚法师讲《心经》、《佛陀学纲》后人生观有了进一步转变的情景。当临别时，太虚法师叮咛道：“三餐不忘农夫苦，英雄到老终皈佛，切记，切记。”随着抗战爆发，太虚法师亦来到重庆。这时的重庆佛教氛围浓郁，佛教精英另有法尊法师、印顺法师、欧阳竟无等也云集山城。他们平时总是聚集在一起，谈论人生佛教，境况盛极一时。为了寻找一片净土，每逢闲暇，郑全山都要去汉藏佛理院再次亲近太虚法师，和马寅初、老舍、郭沫若等在其座下听讲佛经；或常去附近的慈云寺聆听博通经史的澄一法师讲经说法。1940年底其父郑兴安逝世。这天晚上，郑全山梦见父亲西行前往西藏，并以郑全山因缘不具为由，拒绝护送。郑全山梦中问如何具备因缘，父亲答曰“出家”。不久，噩耗传来，得知父亲果然于做梦当日逝世，郑全山深信梦境所示，定有前因，于是萌发出家之志。

1941年3月，经屈映光先生（时任重庆救济委员会会长）筹划，郑全山借回家奔丧之名，请假两个月，获准。5月3日，瞒着妻子儿女，离开国民党军政界，到金顶飞瓦、竹茂林幽的慈云寺里，依澄一法师座下披剃出家，法名清定。澄一和尚给他剃度时，讲了法名“清定”的来历。老和尚曾于1903年1月15日凌晨做过一个梦，梦见浙江来的一位很有道行的高僧要求住下，自称是前朝道魁和尚，今世的名字叫清定。因为这个梦太奇怪，老和尚就把它完整地记录下来了。郑全山本是浙江人，也恰好是老和尚做梦那天出生的。因与梦兆相符，从此，清定这个法名便伴随了这位佛门龙象大愿大行一生。

郑全山之妻闻听郑全山出家之事，如雷轰顶，她给慈云寺寄来了一封又一封哀惋凄切的信件：“全山，纵然你不念夫妻情缘，过年也务必回家看看孩子们。你可记得你最后一次离家时，三女儿不满两周岁，幺女儿还在襁褓中。也许在她们的记忆中，还辨不清爸爸的模样。”这些信件，像一枝枝利箭，射在清定法师未泯的尘心上。看着情泪交织的家书，清定禁不住仰天长叹、泪流满面。蒋介石听说郑全山不当将军当和尚，气得直骂娘，责令跟郑全山关系密切的国民党大员们频频光顾慈云寺，力劝他还俗返回部队，继续为党国效劳。清定法师虽竭力回避，但看在旧日同事的情面上，不得不虚与周旋。澄一法师见状云：“清定，你如障缘未了，难成正果，不如早早离开山城这是非之地，到成都昭觉寺受戒去吧！”按佛教规矩，师徒不能同住一座十方丛林，于是清定法师间关千里，沿途隐姓埋名，躲过哨岗检查，远赴昭觉寺，入威凤堂，在昭觉寺第十四代方丈定慧大和尚座下受具足戒。3月，清定法师前往成都听能海上师讲《菩提道次第广论》，复听能海上师讲戒，对密法发生深信。5月，清定法师准备入近慈寺安居。外面新来的僧人到近慈寺挂单一般只能住七天，要继续住下来只有一个条件：七天之内必须要把戒本背下来，否则卷包裹走人。清定法师依规矩勇猛精进，于一周之内，心无旁骛，将厚厚的《比丘戒本》背了下来，终于获准于近慈寺学戒堂常住，并结夏安居。作为初出家僧人，这件事很难做到，大家都觉得十分稀有，因此当时传为美谈。

1945年，清定法师随同能海上师到绵竹县云悟寺茅蓬闭关静修。期间，曾入定，现好境界。次年于莲溪寺结夏安居，入藏经楼阅竟《大般若经》六百卷，阅经过程中见到大光明。1948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临近崩溃，中国人民解放军已饮马长江，国内形势极为紧张。但清定法师经屈映光、赵朴初迎请，仍前往上海觉园寺，主持班禅纪念堂开光仪式，并组织成立上海金刚道场。当时清定法师所到之处，成千上万的居士信众集合，请法师灌顶加持。气象巍巍壮观，为当时上海报刊、电台的头条新闻！1949年初，上海金刚道场成立，清定法师应四众弟子之请担任住持，僧团实行佛世三月安居，每半月诵戒的制度。金刚道场家风注重戒律，学修并进，僧众每日均有定课，不作经忏法事，如法修行，感得信众清净供养。僧侣入街市及白衣家，莫敢不整饬威仪，尤重男女界限。由于依戒修行，显密圆融，清定法师皈依学法弟子逐渐增多。黄密道风，名驰远近，桃李争华，群星璀璨。

1955年5月，能海法师已预感到金刚道场将有厄运，故与清定法师在上海火车站分手时，有“难得再见”之语。两人依依惜别，无限惆怅！9月，肃反运动开始，一些对清定法师深为妒嫉的人“揭发”他有历史问题。他们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投入金刚道场内荷花池中的枪支挖出，作为清定法师的罪证，公开举办“反革命罪证展览会”。于是，这位52岁的前国民党少将被立即逮捕，冠以反革命罪名，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1957年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清定法师无期徒刑，金刚道场遂陷于半停顿状态，至1966年，被勒令解散，人员各奔东西。

1975年3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被特赦释放，回到故乡三门县高枧乡，在卫生院以行医为业。1980年初来到故乡附近的国清寺讲经说法。1984年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为清定法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撤销1957年原判。1985年底重返阔别了四十余载的昭觉寺，担任该寺方丈。1987年5月在昭觉寺举行了隆重的升座仪式，成为临济宗第四十八世、昭觉堂上第十七代祖师。就在清定上师于昭觉寺升座的那天，人们终于注意到大雄宝殿前的那棵老菩提树，如今已是劲虬龙钟，枝干庞然，原来那一块石碑，早已严严实实地包入树干之中。而旧殿重修，柱头早已落地，檐瓢也不翼而飞。由于印契了该寺古德道魁祖师之预偈：“树包碑，檐瓢飞，柱头落地祖师归”（清定上师回昭觉，悬空之柱头落地，檐瓢早已不翼而飞，菩提树飞速猛长，将石碑包得丝毫不现），故世人称清定法师为道魁祖师再来，因之法威顿长，横贯海外。出狱后，为使格鲁巴教法能在汉地灯灯相续，晚年的清定法师仍不遗余力地讲经开示，传法灌顶。他捐助希望工程、修公路、办医院、扶贫济困；他慷慨解囊修寺建塔、放生、印佛经佛像……清定法师自奉甚俭，每日一粥一饭，过午不食。所受供品，全部分送僧众。他记不清给过哪些人好处，他说出家人没有自己的财产，自己是大众的，大众即是自己。西藏扎西多吉活佛说：“清定上师不仅是汉地的高僧，也是我们西藏的高僧。”

1999年6月22日清定法师安详舍报示寂。清定法师以将军的高位，从大富大贵走向平凡，也走向非凡，在常人来看，其中必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他曾说过：“何苦之有？集众生之苦难于我一身，是我的菩提愿心，也是一种无上的快乐。”这是自觉觉他的一生，也是一个人从复杂走向纯然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