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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豪辟佛不遗余力 蒙僧点化方知前世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极尽所能反对佛教，比起唐朝韩愈更是有过之，但被云门宗的庐山圆通居讷禅师说服，归依佛门，则成为中国禅宗史上一桩美谈道誉。
居讷（1009～1071）字中敏，四川梓州中江，蹇氏子。居讷“生而英特，读书过目成诵”（《五灯会元》），十一岁出家，十七岁即讲《法华》而得度，自此以讲学冠于两川。以马祖道一“学道不还乡，还乡道不香”之镜鉴，出川到荆楚。遇洞山子荣禅师，器之，令讲《华严经》而开悟，遂成法嗣，为云门宗的主要传人。宋仁宗下诏要他去汴京振兴禅席，他却以目疾谢绝。不久，离开襄阳洞山，到庐山弘扬云门禅法。居讷说服反佛的欧阳修归依佛门的故事，就发生在庐山东林圆通寺。
欧阳修（1007～1072）字叔永，江西吉安人。四岁丧父，家里又穷，其母只得用荻杆画地教他识字，想不到竟成就了一个状元，廿四岁时高中进士榜，登上政坛高位，成为范仲淹锐意革新的积极支持者和文学革新运动的首领，然而也是反对佛教的得力干将。
欧阳修紧步韩愈的后尘，以辟佛为己任，决心恢复儒家道统。所以，北宋初年掀起阵阵排佛的浪潮，而且欧阳修反佛有甚于前人。韩愈在《原道》中，把佛教称为“夷教”；“宋初三先生”的孙复、胡瑗、石介三位道学家，都只说不合中国国情。而欧阳修则在《本论》中称佛教为魔教，是中国之大患，其害无穷，“千年佛教贼中国”。同时，在手法上也很霸道，他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攻击。例如编《新唐书》时，利用对佛教的态度为标准评论皇帝：反佛的唐武宗，以同情而赞赏的口气；反之，凡支持崇拜佛教的一概斥之为“庸主”，就连千古一帝的唐太宗也说是“中材庸主之常为”。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然则历史给斥佛之徒以可笑之下场：韩愈被贬潮州看鳄鱼，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诗句，最后拜倒在大颠和尚袈裟之下，才得解脱。欧阳修被贬去滁州观山玩水，写下“环滁皆山也”的《醉翁亭记》，饮誉学子，最后在居讷禅师处找到归宿，迷途知返。
居讷是怎样说服欧阳修的呢？原来欧阳修来到滁州之后，成天游山玩水，饮酒作乐，自号醉翁，借以消除心中烦恼和不得志之意。一日无聊，漫到九江，以复杂的心絮去访居讷禅师，欲与居讷较量，借以宣泄反佛受挫之苦闷。
居讷知欧阳修之心，于是借剖析韩愈受挫之原由，比拟释欧阳修之苦闷。居讷先指出三教融通，佛教更甚儒教一筹；再陈韩愈排佛实质，借排佛之名行排外之实，小家之气；进而说明韩愈失足之关键，唐宪宗乃中兴之君，不去匡扶，却以排佛哗众邀功，自诩孟子之拒杨墨，沽名钓誉。观其所为，必招其果，最后指明，今当太祖太宗开国，真宗、仁宗勗继，异时而动，焉有不受挫之理？据有关史料载：“修大惊赧，为之谢曰：修胸中已释然，将何以见教？”师曰：“佛道以悟心为本，足下屡生体道，特以失念生东华为名儒，偏执世教，故忘其本，诚能运圣凡平等之心，默默体会，顿祛我慢，悉悔昨非，观万事之本空，了生死于一致，则净念当明、天真独露，始可问津于此道耳。”至此，欧阳修肃然心服，痛改前非，当即留东林寺参悟，其后回到朝廷，再也不谈反佛之事，反在公卿面前称扬居讷，不时致信请教军国大事，最后归依佛门，潜心学佛参禅，息心危坐，屏却酒色，还自号“六一居士”，将所出书集取名为《居士集》。
据《华严经传记》载，宋文忠公欧阳修，即将辞世之时，呼子弟诫曰：“吾少以文章名世，力诋浮图，迩来于诸经忽闻奥义，方将研究正果。不料赍志而殁，汝等毋蹈吾辙，轻言三教异同也。”令老兵于近寺借《华严经》，庄诵至八卷，安然坐逝。
苏东坡为其文集作序时云：“永叔不喜佛，然其聪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真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