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戒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佛教戒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学佛的人都知道，释教的戒律之中，有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也便是学佛之人最基本的戒律便是五戒，就算是不出家，在家当个居士，也必须要受足五戒，即一不杀生，二不盗窃，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喝酒五戒。

那么，在释教的各种戒律之中，”酒“戒是从何时开端呢？

我们都知道，释教起源古印度，但古印度在佛陀那个时代并没有酒，因而，”酒“并不是释教的最初戒律。

在释教的戒律当中，最初只要不邪淫（色戒）和不杀生。但这一理念传入我国之后，也被遂渐的我国化，最为明显的便是不杀生演绎为放生。为了推行释教，梁武帝专门颁布《断酒肉文》，并召集众和尚于佛前发愿，立誓“永断酒肉”，这便是酒戒的最初来源。从此以后，酒戒成为汉传释教的一大传统。

因而，酒戒这一条戒律，切当的说是南北朝梁武帝才开端的。

那么，为什么学佛之人需求戒酒呢？

事实上，其时的释教所有的律典中，酒戒是找不到依据的，如公然在找，也只能在《梵网经》中的四十八轻戒的第二、三条有明令禁断酒肉的说法。

但无论如何，经过梁武帝的推行，酒戒就成为遂渐成为了我国释教的特色，直到今天，酒戒依然是汉传释教僧团需严格遵守的丛林戒律之一。

其实学佛的人戒酒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我个人的看法，至少有以下三个：

一、喝酒简单上瘾，更简单耍酒疯，忘乎所以搞破坏，妨碍喧嚣，寺院乃清修净土，更是对佛祖的不敬。和尚以身事佛，喝酒易误事，这一点就算是不学佛的人也是一样的。

二、喝酒的人，简单理智不不清，简单发生意外，做出平常不敢做的事。

三、戒酒终究的目的是节制欲望、清除嗜好。这一点我国的圣人大禹就曾有过很深刻的洞见，他曾说，后世必定会有因酒而亡国的人，后来公然被说中，可见戒酒是非常重要的。

正由于如此，我国释教才把酒戒作最基础的戒律之一。

不少人都读过唐代诗人杜牧的那首《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人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南朝释教的昌盛。其实,释教在南朝昌盛不是偶然的,其间很大原因与梁武帝萧衍这个张狂的释教信徒有关。

梁武帝早年信仰道教,并不信仰释教。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吸引文学之士,自幼研习五经的梁武帝也被召人,并与沈约等八位文士合称“八友”。或许由于与名僧以及信仰释教的文士沟通深要熏染,梁武帝转而信仰释教。称帝后,他于公元504年正式宣告含道归佛。他亲身率领僧俗2万人在重云殿重云阁,亲身编撰了《含道事佛文》,发誓信仰释教,并要求王公贵族乃至平民百姓都信仰释教,来一起成佛。他凭借自己的权利简直钦定释教为国教。

梁武帝亲身下诏修建大爱敬、智度、新林、法王、仙窟、光宅、开善和同泰等雄伟绚丽的寺院,分别供养数以百计千计的和尚或尼姑,并赠送土地给寺院,如强买江南世族王骞在钟山的田产 80余顷,施赠给大爱敬寺。他还下令大量铸造金、银、铜、石佛像,好像泰寺的十方金铜像、十方银像,光宅寺的丈八弥陀铜像,爱敬寺的丈八檀木像、铜像,立像高10丈、坐像高5丈的刻溪石像,都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梁武帝喜爱做斋做法会,如水陆大斋、孟兰盆斋和四部(僧、尼、善男人、善女子)无遮大会、无碍法善会,动辄数万人参与,而且亲身讲经说法。他经常光临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摩河般若波罗密》经义。在法会上,他常常行忏悔,如由于太子萧纲多病,作《涅架忏》,此外还常行《大般若阡》、《金刚般若忏》。由于梁武帝的活跃提倡,这期间立寺成风、造像成风、做斋会成风,佛寺佛像遍地成林。他控制时期,佛寺多达S00所,梁朝简直变成了佛的国度。

最富戏剧性的是,梁武帝屡次捐躯同泰寺。所谓捐躯,一是舍资财即把自己的所有身资服用,统统舍给寺庙,一是含舍本身,即自愿加人寺庙为僧众执役。他先后于公元527年、529年、547年三次捐躯，第一次是4天,最后一次多至37天。群臣花了数亿钱才赎回梁武帝这个“皇帝菩萨”。梁武帝十分重视戒律。

他在即位后的第18天就亲身来到无碍殿受戒,法名冠达,同时宣告赦免罪人。他录用法超为僧正,即办理一个区域乃至全国释教的“主教”;亲身编撰《出要律仪》 40卷,分发境内,通令照行。他亲身编撰《断酒肉文》,多方面地论述了断禁肉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俨然以人间大护法、大住持自居。为了严格戒律,他还打算担任白衣僧正,后因和尚劝阻而止梁武帝以大菩萨的慈悲心肠劝导和严令僧徒遵守;从而改变了汉代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习性,对后世释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武帝在宣扬释教有神论的同时,竭力反对无神论。南齐时竟陵王萧子良广招来宾,范缜也在其间。范缜是晋安北将军范汪的六世孙,由于父亲早死,所以家境比较清贫。萧子良笃信释教,认为人的精神不死,迷信因果报应之说。

范缜著《神灭论》,批评录魂不死之说,指出形神相即,形亡则神灭。萧子良会集许多僧徒进行辩驳,但不能胜过范缜。梁武帝即位后,不能容忍范缜这个异端在那里说三道四,他经过其时的大僧正法云,发起名人硕学、王公朝贵60余人和范缜争辩,企图将范缜的神灭论压下去,但也没有成功。梁武帝十分重视翻译佛经。即位不久,他就命令来华的扶南沙门蔓陀罗、僧伽提婆一起翻译佛经,有时他还亲临法座,笔受其文。

著名的佛经翻译家真谛也从扶南应梁武帝的邀请而东来。他翻译出的经论很多,主要是有关大乘瑜伽宗的,其间《摄大乘论》的译本对我国释教思维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梁武帝还诏敕名僧编撰注疏,如命宝亮编撰《涅架经》疏,命建元、僧朗编撰《涅架经》注,又命僧曼等编纂《众经要抄》 88卷,命智藏纂集众经义理为《义林》80卷,命宝唱抄撮《经律异相》 55卷,纂集释教传来后僧俗叙说佛理的著作《续法门论》-70余卷,还三次敕编有关佛经目录,其间第三次由僧右撰的《出三藏记集》是我国较为古老而且较为齐备的佛经目录。梁武帝以他对释教不遗余力甚至近乎张狂的,提倡和崇信,使释教在南朝到达鼎盛时期。在如画的江南和瑰丽的城镇,寺庙空前繁复, 10余万僧民在卷烟旋绕的殿宇内,爬行在佛像前,诵经忏悔。

梁武帝崇信释教与他本人有很大联系。他是齐王室的本家,精通儒、道和文学。常识之渊博和爱好之广泛,为他承受释教提供了条件。在早年交兵时,梁武帝就总结道: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

在获得帝位后,他就凭借释教来征服人心,大造自己的声威。梁武帝本人贪婪而又虚假,他从前煞有介事地表示自己不贪图拥有天下。他特别以不吃鱼肉、禁断房事来标榜自己的少私寡欲,可是他的素食是变一瓜为数十种,一种菜变成了几十种口味,十分精美。他残暴冷漠,又巧手用释教戒律来掩盖凶横。每逢杀人时,他总是涕泣不已,以显现自己怜惜众生的慈爱之心。获得帝位后,他沉醉振奋,滋长贪欲,添加梦想,已然能由所谓布衣身份而变成一国之主,也会有或许由俗人变成佛国菩萨。为了到达这个目的,他才对释教如醉如痴,信仰不已。遗憾的是,在后来的侯景之乱中,梁武帝智穷力竭,被困饿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