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全教授：略论因明学在民国汉传佛教复兴运动中的作用

略论因明学在民国汉传佛教复兴运动中的作用

李尚全

(扬州大学 佛学研究所，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因明学两次传入汉传佛教界，成为“无用”的理论而昙花一现。但在其发祥地印度，却是维护大乘佛教合法存在的护教理论；在10世纪以来的中国藏传佛教界，是各大寺院培养学僧的教学方法；在民国汉传佛教复兴运动中，促使佛教学术登上大学讲坛，也促使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关键词：因明学；佛教学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

一、因明学的最初本质：印度大乘佛教的护教理论

因明学作为一种佛教信仰理论，就其最初本质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护教理论，这是它在佛教寺院存在的价值。如果从发生学的视角来说明因明理论体系结构产生的话，就会发现它的蜕变规律是从古印度的辩论术，发展到足目的正理论，再由正理沦演变到佛教的古因明。

古印度的辩论术，产生于公元前5一前3世纪。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一般被称为“吠陀时代”，在恒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南印度有20多个小国，其中有16个国家互相残杀，争夺霸主，所以，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又叫“十六国时代”，或称之为“列国时代”。这种政治上的大混乱，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百家争鸣，学术气氛活跃，婆罗门教的独尊地位受到了严重冲击。列国纷争的结果，必然推动政治统一的历史潮流，到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一了印度，建立了孔雀王朝。流行于公元前5一前3世纪的辩论术，也伴随着政治大一统局面的出现，日益规范化，衍生出了足目的正理论。

流行于公元前5一前3世纪的古印度“辩论术”，是由一系列“辩论范畴”(又叫“辩论守则”)组成的，从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有严密的结构体系，成为辩论双方必须遵守的规则，所以又称之为“推理之学”，即“十支说”：宗、因、喻、合、结、求知、疑问、能得、目的、除疑；与此同时，早期耆那教逻辑学者贤臂认为，辩论的范式应该为：“①宗，指自己命题；②释宗，说明这指按自宗的理论而立的宗；③因；④释因，这是说明按自宗的理论而提出的论据；⑤异宗，即论敌命题；⑥遮异宗，即对论敌的反命题的否定；⑦见边，即例证；⑧质疑，即对立论者的例证提出质疑；⑨遮疑，即排除论敌的疑虑；⑩结论，即立论者的命题获得成功。”

公元前2世纪，印度哲学家足目，对前辈辩论术的“辩论范畴”进行了逻辑化改造，写出了着名的《正理经》，提出了“十六句义”，“为印度逻辑奠定了较为科学的基础”十六句义对辩论双方的规范要求更加严格，辩论双方必须训练有素，才能参加辩论。辩论资格的取得，是通过对量论的学习，能够提出严谨细密的论式，这种论式能经得起论过的检验，才能取得辩论的资格。

伴随着大乘佛教在1世纪的勃兴，大乘佛教论师突破了小乘山林佛教信仰体系，要与印度社会相适应，他们必须遵守印度学术规范，才能有对话的可能。于是学习足目的《正理经》，提出佛教化的论式，与印度学术界进行辩论(论过)，维护佛教存在的合法性，成为大乘佛教界的时代需求。所以到了公元2世纪时的龙树和弥勒两大论师就开始把《正理经》的逻辑引入佛教，叫“因明”。到5世纪的无着、世亲论师，发扬光大。尤其是陈那和法称，把前辈的古因明，发展到了新因明。成为印度佛教经院学派的主轴。因为，此时的印度佛教完全经院化了，能否存在下去，就看与外道的辩论能否取胜。7世纪去印度求法的玄奘法师，就是在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拜戒贤为师，通过因明的学习，代表那烂陀寺，在曲女城与外道进行辩论，大获全胜，被誉为摩诃耶那提婆(大乘天)。

基于上述，因明学在印度是一种护教理论，它决定着佛教能否存在下去的命运，如果把希腊的形式逻辑看做是学者“书斋里的思辨”(推理)的话，那么，佛家因明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炫耀”(论过)。这是印度佛家因明与希腊形式逻辑的分水岭。

二、促使佛教学术进入大学讲堂：因明学在民国汉传佛教复兴运动中的作用之一

在民国以前的汉传佛教界，因明学的地位如何呢?回答这个问题太简单不过了，那就是因明学无用论。从佛教中国化的视角来看，汉传佛教能否合法存在，就看皇帝高兴不高兴，皇帝不高兴，佛教就是非法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汉明帝求法的故事，还有“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南梁时期的真谛曾经把因明学首先引进中国，但无人问津，很快变成了“死学问”。后来唐三藏玄奘法师再次把因明学输人中国，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到了北宋基本上没有人问津了。日本学者道端良秀把这种现象看作是大陆上的佛教落后于日本海岛上的佛教的例证。他说：

(源信的)因明学派逻辑学《因明论疏四

相违略注释》三卷，通过云黄山的行迪，送

到了研究因明学的发祥地长安慈恩寺，交

给弘道大师的门人，请求赐教。因不见任

何答复，源信进一步着了《因明义断纂要

注释》一卷，托杭州西湖水心寺齐隐，送呈

慈恩寺弘道大师门人，请其释疑，后来也

不见答复。这表明了源信对佛教学问的自

信，也表明了……当时日本佛教文化已远

远凌驾于北宋佛教文化之上。

道端良秀的这种解释，笔者认为缺乏对大陆汉传佛教的深层次理解。大陆汉传佛教无论是隋唐八大宗派时期，还是宋元以来禅净互融互补时期，关心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如来藏问题，二是佛经诠释问题，三是祭祀祖先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大陆汉传佛教能否存在下去的关键问题，也是中央政府允许不允许佛教合法存在的关键所在，印度佛教因明学的护教功能，在大陆汉传佛教界完全消失了。换句话说，因明学在汉传佛教信仰的传播中，是多余无用的纯思辨理论，没有实用性，与大陆汉传佛教信仰的合法性挂不上钩。

但是，在民国汉传佛教复兴运动中，因明学的无用角色转换成了有用角色，这就是学术佛教的勃兴。所谓学术佛教，就是民国知识阶层关注的佛教，肇始于章太炎和欧阳渐。尤其是欧阳渐主导的支那内学院派，把民国学术佛教推向了巅峰，人才辈出，其门生纷纷进人大学讲授佛学，以登上北京大学讲坛的为例，就有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等人。因明学是支那内学院研究的重要学问之一，培养出了因明学大家吕澂和熊十力等人。

正是由于民国一流学者研究因明学，把传统的寺院学问，搬进了大学讲坛，是量化民国汉传佛教复兴运动的主要指标之—。曾任北京大学校长陈大齐(188卜1983)，用现代西方逻辑诠释因明学，在1938年出版了12万字的《因明大疏蠡测》，把古代印度佛教因明学的护教功能，与现代西方逻辑的学者书斋思辨功能接轨。另外，陈望道在复旦大学讲因明学，并编写了讲义，取名《因明学概略》，在1931年出版。虞愚在厦门大学讲因明学，1936年出版了专着《因明学》。这3位大学教授是民国研究因明的“三驾马车”，开创了近现代因明学术研究的先河，功不可没。

基于上述，民国学者通过对汉传因明的研究，把清朝汉传佛教唯一的祭祀功能多元化，把寺院里的佛教信仰转化为学术研究功能，引进了大学讲堂，成为汉传佛教在民国复兴的另类经验。

三、促进了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因明学在民国汉传佛教复兴运动中的作用之二

佛教在唐代从内地和印度开始传人西藏，称之为“前弘期”，虽有因明学着作翻译成藏文，但基本上束之高阁。到了宋朝的时候，佛教再次从印度传人西藏，称之为“后弘期”，印度新因明学派陈那和法称的着作几乎全部翻译成了藏文，并形成了桑普寺传播中心，随后又出现了楚普寺“般若因明扎仓”，以及夏鲁寺等研究因明学基地，汇集成以桑普寺为中心的藏传因明学派。元朝时，萨迦派僧人常到桑普寺学习因明学。到了明朝，宗喀巴创立格鲁派以后，前藏的甘丹、哲蚌、色拉，以及后藏的扎什伦布寺的学僧，每年都要参加“桑普寺的夏学”，实际上是举行学习因明学仪式，只有一天时间而已；真正的学习因明是在“绛饶朵寺的冬学”期间，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前藏“三大寺的扎仓(相当于大学的学院)、康村(相当于学院的基层组织)，几乎都分别在那里修盖有房舍，供学僧食宿、学习。每天大辩论，都是在露天大辩论场上，一二千人在那个荒山坡上，当展开辩论的时候，真有震撼山谷、惊骇禽兽的气势……在这一个半月时间中，都集中辩论因明学，只有通过这个辩论的学僧，才能够在各寺争取到考拉让巴格学位的名次”。

由此可知，因明学是藏传佛教寺院培养学僧的启蒙理论和教学方法，特别凸显出量论学习的重要性，这与汉传佛教界的因明无用论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与印度因明是护教理论不同。藏传因明是培养学僧深入经藏的工具，寺院的堪布对学僧每年要考核两次，“一次是在夏季，一次是在冬季，每次每个学僧规定背诵长贝叶经50页，超过者，在大经堂受奖；不足50页者，罚背碎石铺露天辩论场，或冬天罚背冰块浇大辩论场的树木”。只有这样严格而刻苦的训练，才能取得参加每年冬天举行的绛饶朵寺的冬季大辩论会的资格。

玄奘在翻译因明论着时，只翻译了《因明正理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两种，而藏传佛教后弘期，翻译的因明论着多达60余种。有鉴于此，吕澂在民国期间，开始关注藏传因明学论着，并翻译成汉文，弥补汉传因明的不足。把陈那的藏文本《集量论释略抄》翻译成汉文，刊登在《内学》1928年第4期上；又把藏文本《因轮抉择论》翻译成汉文。除了翻译以外，吕澂还通过梵、藏、汉三种文本的对勘，整理出了《正理门论本证文》、《观所缘释论会译》、《人论十四因过解》等论着。

基于上述，由于传统的汉传佛教界不重视因明的学习，造成了因明学研究滞后的状况；吕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开始关注藏传因明，把法称的藏文本《集量论释略抄》翻译成汉文，弥补了汉传因明的不足，促进了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

四、结论

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佛教因明学具有时空上的差异性。在l－13世纪的印度，因明学发挥着护教的功能；在10世纪以来的藏传佛教界，因明学是寺院培养学僧的教学方法；在民国时期的汉传佛教界，因明学与唯识学是构成学术佛教的双璧，促使佛教学术登上大学讲坛，也促使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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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化群．藏传因名学[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