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坚法师：破山海明的禅学思想及其实践

破山海明的禅学思想及其实践

道坚

绪 论

破山海明禅师(1597～1666)开始传法于浙江嘉禾东塔广福禅寺，后来在巴蜀辗转弘法三十余年，历兴寺庵十四处，传法弟子八十七人，使西南地区的佛教在明末清初的战乱时期再度勃兴。最为难得的是破山以出世的身份，斡旋于明末残余势力、农民起义军及啸聚山林的匪徒和清军等各派武装力量之间，积极引导这些手握生杀大权的强梁们体恤民情，尊重生灵，尽量少给人民带来战争的血腥，甚而度化他们皈依佛教，使亿万生灵免遭涂炭。不管是从社会学还是佛学的眼光来观察，破山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精神领袖人物，对他的禅学思想及其实践进行考察，是有意义的。

一、史料综述

研究破山的史料还是比较丰富的，现存如《破山海明禅师语录》(以下简称《破山语录》)及其收录的《破山海明禅师年谱》(以下简称《破山年谱》)、《破山自述行实》、《破山明禅师行状》(以下简称《破山行状》)、《破山海明禅师碑铭》等。下面分原始资料及研究资料作一简略的介绍。

(一)原始资料

破山思想的原始史料，主要有《破山语录》及《破山自述行实》等有关资料。历史上破山的语录至少出版过四次：在双桂堂本《破山语录》后附的《破山年谱》中，录有明崇祯二年(1629)胆山弟子李灿敬书《破山年谱序》，当时破山刚刚三十三岁，于当年八月初一入住嘉禾东塔广福禅寺，人微言轻，不可能有《破山年谱》行世，因而此《破山年谱序》可能是李灿为破山的刻经事业等(如破山对《指月录》等禅宗文献的刻印)所书的序文。《破山语录》首次出版发行应是崇祯十五年(1642)之前，当时破山在四川叙州弘法，首刻《破山语录》行世，卷数不详，并请吏部尚书郎牟秉素居士作序。第二次出版《破山语录》是清顺治十一年(1654)，当时破山派得意弟子丈雪通醉禅师至浙江天童祭扫密云禅师塔，在浙江嘉禾刻《破山语录》十二卷，内容多为升堂语要、普说小参、机缘法语、拈颂偈赞、书问杂著等，离为二册，刊入嘉禾楞严藏室流通，顺治十三年(1656)，请国子监祭酒谭贞默居士作序文。破山此时已住锡重庆梁山双桂堂四年。破山圆寂后，丈雪通醉禅师派弟子竹浪、野月二人到嘉禾，将年谱、塔铭等补入语录。康熙二十八年(1689)，请江南名士李约庵撰序。第三次出版《破山语录》，是破山的弟子荆州莲月印(道)正禅师等有感于以前的《破山语录》收录不全，于康熙十九年(1680)到嘉禾增补重刻《破山语录》，共二十卷，入嘉兴藏流通。第四次出版《破山语录》，是邺州嗣法门人印伊等编辑的双桂堂本《破山语录》，增补为二十一卷，附《破山年谱》一卷。

现存《破山语录》有三种版本：一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出版的双桂堂本，此版本是根据重庆梁山县双桂堂禅院《破山语录》的重刻本，为破山弟子耶湘印伊禅师等编辑，经双桂印绶禅师订阅，简称双桂堂本，共二十一卷，附《破山年谱》一卷，总为二十二卷。这是一个没有经过删改的完整版本，如书中仍然保留清朝所忌的“大明”等称谓；也有表现民族气节及明显“反清复明”思想的内容，如称满清为“妖氛”，以及关于破山的“酒山肉案”开示的公案等。这个版本基本上能够体现破山的原始精神风貌及语言风格。其次为康熙十九年(1680)出版的嘉兴藏本，浙江嘉禾楞严寺般若坊刻印的《破山语录》木刻本，共二十卷，附《破山年谱》一卷，总为二十一卷。这个版本为莲月道正禅师等编辑，刊入《嘉兴藏》流通，称嘉兴藏本，流通面最广。嘉兴藏本《破山语录》对原文作过修订，如删去清朝忌讳的内容及隐去破山吃肉公案之类的字句。其三为民国二十年(1931)四川成都昭觉寺经房的木刻版本，简称昭觉寺本。这是根据双桂堂本《破山语录》的覆刻本，只有卷一到卷十四、卷二十一和《破山年谱》，中间缺第十五至第二十共六卷，总共只有十六卷，是个残本。

除了上述的《破山语录》三种版本之外，在佛教史书《续灯正统》卷三十二、《续指月录》卷十九、《五灯全书》卷六十五、《五灯会元续略》卷四、《五灯严统》卷二十四、《宗统编年》卷三十一、《锦江禅灯录》卷九、《黔南会灯录》卷一、《巴蜀禅灯录》第八章及《揞黑豆集》卷六等皆有破山的相关史料。本文以双桂堂本《破山语录》为基础，参考其它相关史料，试图对破山的禅学思想及其实践进行综合的考察。

(二)研究史料回顾

除上述佛教史书等对破山的生平、思想等方面进行了简单的描述之外，关于破山的专题研究资料不是很多。1992年，李豫川先生在《禅》刊上发表了《临济高僧破山海明》一文，他详细地介绍了破山的生平事迹及其思想特色。1992年12月，王志远先生在《佛学研究》上发表了《论破山海明的禅学教育实践和思想》一文，他参照《破山语录》等资料，介绍了破山的生平传略、弘法传禅的内容及特色，并依据《破山语录》中《开学业禅堂缘起》一文，对破山的禅学教育思想作了详细的考察，提出破山重视僧才的培养，以抓住办好丛林的关键是养育“达人贤才”为目标，并打破门户之见，倡导教禅律三位一体的圆融观。他指出破山对于丛林组织者的素质也有一定的要求，一是要有使命感，二是要谦虚谨慎，三是要有慈悲心，四是要有管理能力，五是要有外交能力。他还说破山最注重佛教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即政治与宗教有相辅之功，“二教(政教)兼化并行而不悖也”。1996年9月，童志明先生在《浙江佛教》上发表了《甘入地狱救众生——记破山海明禅师》一文，本文对破山的生平事迹及其弘法利生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2003年5月，破山传播佛法的重镇——重庆梁平县的熊少华先生著《破山禅师评传》一书。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对破山的生平、佛学思想、书法特征及其诗歌风格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他对破山的生平提出五期说，即第一为佛心初萌的少儿时期，第二为漫游求学的青年时期，第三为开宗立派的万峰时期，第四为明清交替的流亡时期，第五为大道圆满的双桂时期。对于破山的佛学思想研究，他从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势，到“恶辣钳锤”与“持经念佛”的圆融，禅、净、教、戒的统一，慈悲情怀与宗教实践等四个层面来论述破山“痛棒到底”到“内外贯通”的兼容精神。他指出破山的书法艺术境界超然出尘，洒脱而空灵自在，有大家风范。通过对破山诗词创作的心路历程观察，他认为破山诗词具有“任达率真”、“悲怆沉郁”、“自然圆成”等特性，从早期的浪漫情调到中期的写实风格，一变为晚期的空灵境界。

上述有关破山的研究资料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破山生活的时代背景

破山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当时正值明王朝的后期，政府官员腐败无能，党派之争日盛，如东林党与宦官之间相互争斗，甚至相互杀戮，严重地危害了国家的安定团结。皇亲贵戚及地方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兼并大量土地，使许多农民无地可耕，沦为地主的佃户。山西省的土地兼并最严重，几乎全省的肥沃土地全为宗室所有，河南一省有七十二家王子，土地“半入藩府”。朝廷上下只顾一已私利，大肆挥霍，如明神宗修建定陵，花费八百多万两银子，当时的全国财政总收入才四百万两银子。再加上政府机构雍肿而费用无度，连年战事而军费日增，以致明朝政府发生严重了的财政危机。政府的费用日增，只能通过强征暴敛，增加税赋来弥补亏空，如明崇祯时，就增收辽饷、剿饷、练饷等全国每年定额近一千六百万两银子，比平常的税收增加了一倍以上，农民承受不起大量税收，只好出外逃亡度日，造成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天灾人祸与强征暴敛，人民饥寒交迫，只有揭竿而起，为生存而斗争，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杨应龙率领民众攻陷重庆的綦江。綦江离破山的家乡大竹县仅数日路程，年仅两岁的破山很可能就经历了这场无情的战争。万历二十五年(1597)，荷兰殖民者首次闯入广东沿海地区，大肆掠夺，并于天启二年(1622)占据澎湖等地。万历二十九年(1601)，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发生严重的饥荒，破山的父母双亲也在这场灾难中相继离世。

内忧外患加之天灾人祸连年不断，朝廷还强征暴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无路可走，纷纷起义。天启七年(1627)，陕西澄城的王二率领饥民杀死县令张斗耀，扯起了起义的大旗。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士也加入了起义的队伍。他们把部队分散开来，转战河南、湖广、四川、陕西等省份，逐渐形成强大的农民起义军。崇祯八年(1635)，起义军号称十三家七十二营，聚集河南召开荥阳大会，声势空前浩大。会后，大家按照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所向”的策略，联合作战，分兵出击，并分化为以张献忠为首的大西政权及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两个农民武装势力。于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杀身亡，随后清军入关，这就是《破山语录》里常常提到的“甲申之变”。张献忠的军部转战四川等地，同年十一月在成都建国，国号大西，年号大顺，自称大西王。破山虽然为方外之人，也亲身经历了这次战乱，《破山年谱》记载：

壬午(1642)冬，师在大宁，闻乱风渐起，乃归大竹之佛恩，以佛恩山深可避故也。此时人多风鹤之惊，大众亲师已久，依依不忍离其翼赞。丛林担荷大任者，则有雪臂峦、敏树相、澹竹密、孤石宪、燕居申、丈雪醉、三吴等，重为修葺，安众待时。按《佛恩录》云：“千千龙凤从兹止，万万狮麟自此归。”即竖大殿日上堂语也。是冬，烽烟四告，师谓众曰：“汝等远避，老僧听天安命。”群贼入寺，见师形貌奇伟，误认为达州唐进士，欲加苦拷，师慈心善导，为说山中道人行履，贼皆释疑，散去。即有偈十首，其一曰：“须短发长近俗容，安名立姓谓唐公。于中幸有一星别，说法声同意不同。”(《破山年谱》)

崇祯十五年(1642)，战乱已经漫延到开县大宁寺，破山便逃往家乡大竹，躲藏在荒野深山里的佛恩寺里。然而，农民起义军很快就找到这里，还误以为藏在深山古寺里的破山为达州唐进士，棍棒交加，拷问数日后才放归。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蜀江北岸，遍地干戈，惟南岸山溪险危，兼有士兵御侮”。石柱司秦总戎良玉夫人处差官迎入石柱三教寺，破山觉得石柱“风土人情，更觉淳厚，可为安居之地”。(《破山年谱》)由于农民起义军多为饥民组成，军纪不严，甚至所到之处，杀人无算，四川民间至今仍口头流传着“张献忠剿四川”，导致四川人口锐减的史实。巴蜀之地经受连年的天灾人祸，竞达到有地无人耕种的境况，后来清朝政府不得不强制推行“湖广填四川”的政策，以湖南、湖北、广东、陕西等省居民，迁居四川。因此，游离失所的平民百姓常常愤然地称农民起义军为“贼”。

虽然农民起义军嗜杀成性，但清军入关并没有给人民带来解放，甚至大肆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如实行大规模的三次圈田运动，将汉人逐出原居住地，把大量的土地赏赐给征战有功的八旗将士；又改变汉人习俗，强制颁行剃发令，对不遵行者实施斩首等极刑；最可恶的是清军实行血腥的屠城政策，如扬州之屠、苏州之屠、嘉定之屠、嘉兴之屠、宁都(属江西)之屠、海宁(属浙江)之屠、广州之屠等等，所到之处，血流成河，尸骨如山。在双桂堂本《破山语录》中，就公开骂清军为“妖氛”，可见清军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已经同吃人的妖魔不相上下了。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拥兵自重的地方武装，一般在名义上归属南明政权，但不受任何人的节制。他们不但是农民起义军的打击对象，也遭受到清军的镇压。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被迫联合当地民众抗拒来犯的各路兵马，或根据战事的发展，有时与农民军联手抗清，有时与其他地方武装联手抵抗农民起义军等等。如曾经庇护过破山的明末清初巾帼英雄秦良玉，在永贞和尚的协助下，一面抗拒清军的多次围剿，一面抵抗多次犯境的张献忠部将，竭力保护一方人民的暂时安宁。

清顺治二年(1645)，吴三桂联合清军于湖北通山县的九宫山围剿李自成，李自成被杀。顺治三年，张献忠在西充的凤凰山中箭身亡。但他们的残余部队仍然转战各地，并与其他地方武装一起形成四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一为李自成余部，二为张献忠余部，三为夔东十三家，四为南明政权。顺治五年(1648)，清军与南明政权、农民起义军及地方武装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各地“兵戎纷起，民不能耕”。(《破山年谱》)各武装政权都极力拉拢破山，试图以他的威望统摄军民，达到以精神力量为号召，最终壮大自己的目的。破山斡旋于清军、南明政权、地方武装及农民起义军甚至啸聚山林的土匪之间，曾经寓居军营达数年之久。破山利用一切方便，每每以仁义厚生的道理度化这些豪强，让他们不要杀戮无辜百姓，尽量减少人民的灾难，甚至劝化他们中的一些人皈心向佛，化暴戾为祥和。

破山希望能实现反清复明的愿望，他非常敬佩刚烈的民族气节人士，甚至公开对反清复明的各路人马都表示支持。然而，南明政权及夔东十三家、农民起义军之间，常常反目成仇，内战不休，反清力量在内战中渐渐削弱。顺治八年(1651)秋，在清军压境的紧急关头，这些反清武装甚至不知顾全大局，相互攻击，如“张兵与于(大海)李(占春)相战”，令破山失望不已。当时破山寄身夔东李一阳的军营中，力劝众人以大局为重。他在《与本明偈》中道：“干戈队里几经秋，恐我师徒难聚头。今日相逢舒一笑，两城烟水自悠悠。”眼看着家国破碎，人民流离失所，他的笑也是苦涩无奈的。看到连年战争对人民造成的无尽灾难时，破山伤心欲绝，真希望有朝一日能天下太平，让人民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当他接到清朝重臣李国英有意拉拢的书信时，曾经一心反清复明的破山心情十分矛盾，思虑再三，他最终还是希望李国英能“重开巴国苏民困，再造夔门起世贤”。(《破山年谱》)

康熙三年(1664)秋季，破山年届六十八岁， “巫山已定，楚蜀道通”，战乱这时才基本得到平息。然而只过了两年的太平日子，破山就圆寂了。可以说，破山的一生都生活在战乱与灾荒年间，他在乱世中不辞艰辛，舍已为人地弘法利生，使多少苦难的人民在宗教的关怀中看到了生存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