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露华：印光与《峨眉山志》

印光与《峨眉山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业露华峨眉山又名大光明山，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西南一百多公里处的峨眉县境内。据郦道元《水经注》说，此山位于“峨水之眉”，所以称之为“峨眉”。又有人认为其“两山相对似如峨眉”，因而得名(如任豫《益州记》)。峨眉山“形具特拔之象，势标严峻之仪”，巍峨秀丽，挺拔雄伟，自古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然而，峨眉山之所以著名，还不仅仅在于她独特的自然景观。作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相传峨眉山是普贤菩萨“应化示现”的道场。而普贤菩萨与文殊、观音、地藏一起并立为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在民间有广泛的信仰和崇拜者，所以峨眉山作为佛教圣地之一，在佛教徒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峨眉山的普贤信仰起源甚早，相传古代有蒲翁者，因人山采药，忽见前面有白鹿行走。鹿行之处，地上显现朵朵莲迹。于是他寻迹追踪而去，至一峰顶，见有五色祥云放光现瑞。据说这就是普贤大士现相之兆。北宋史学家范镇所作《初殿》一诗中有：前去峨眉最上峰，不知崖嶂几千重。山僧笑说蒲公事，白鹿曾于此发踪。指的就是此事。蒲公后即舍宅为寺，供奉普贤菩萨，此为峨眉山普贤信仰之滥觞。胡世安《登峨山道里纪》中说：由(长老)坪出山肩骆驼岭，漫行数里许，为初殿，昔汉蒲公采药见鹿处，后人立此殿；或云山形类族殿。下有蒲氏村，居无他姓，皆蒲公后也。此说以峨眉山普贤信仰起源于汉代，当然不足为凭。就中国佛教发展的史实而言也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后人附会而已。著名佛教学者周叔迦先生也曾指出：“相传古时有蒲公人山采药，得见普贤菩萨瑞相，其实是宋人的附会。”虽然蒲公见白鹿的故事出于后人附会，但在晋代，这儿就已经建有专门供奉普贤菩萨的佛教寺院即普贤寺了。普贤寺又称“白水普贤寺”，即现在峨眉山著名的“圣寿万年寺”。万年寺位于峨眉山腰，为峨眉山六大古刹之一。始建时称普贤寺。峨眉山林茂枝密，容易引起火灾，故后来山间寺院多以“云”、“水”冠名。由此唐代有慧通法师将寺名改称为“白水寺”，与“集云”、“卧云”、“归云”、“黑水”等寺全称为“三云二水”。然而光改寺名并不能制止火灾的降临，此后白水寺屡遭火灾。至明神宗时，又重建成砖砌之螺旋式无梁殿，改称“圣寿万年寺”。现寺内珍藏有贝叶经及舍利子，还有宋代所制之青铜普贤菩萨坐像等。唐宋以后，峨眉山佛教渐盛，据统计，最盛时佛教寺院有150余座，作为普贤菩萨的应化道场，峨眉山吸引着十方缁素皆来参访依栖；历代王臣亦在此大事兴建梵宇寺刹，于是琳宫绀殿，棋布云岩；草舍茅篷，星罗幽岫。峨眉山虽为中国佛教之名山，但系统记载峨眉山山川形势、宫观殿刹和人文古迹的峨眉山志书并不多，较早的有明末清初时胡世安所作的《译峨籁》。胡世安字处静，别号菊潭，井研(四川省井研县)人。明崇祯(1628—1644)时进士，清代曾官至大学士。著有《大易则通》、《秀岩集》等著作。崇祯十二年(1639)后，胡氏先后三次游览峨眉，他查阅以前的有关峨眉的山志旧著，罕有存者，能找到的一些也是“搜罗博而未精，考核详而不要，去取臆而附会多”(见胡世安《题喻广文峨眉山志》)。因而他一方面将能够收集到的材料加以整理汇编，——方面又将自己历次游峨眉山的见闻传记进行结集，辑而成书，题为《译峨籁》。严格说来，《译峨籁》只是胡世安所作的游山杂著之汇编，并非真正的山志，因此30年后，有太史蒋超者，曾取《译峨籁》稍加增益，并作《凡例》，于是成《峨眉山志》18卷。蒋超，字虎臣，金坛(江苏金坛)人，清／顷治丁亥年(1647)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他晚年人峨眉山出家为僧，曾寓居峨眉山伏虎寺多年。蒋超所辑《峨眉山志》，最后因疾病罹身，只得“草草卒业，伦次欠楚，未付剞劂而捐馆，因是尚焉有待”。清康熙年间，有中议大夫曹熙衡又取蒋超所作《峨眉山志》旧稿重加修订，成《峨眉山志》18卷。曹熙衡，字素徵，锦州人。康熙二十五年(1686)，曾奉命分巡建昌道(治所在今西昌)。峨眉山正在其辖境内。他觉得蒋超的《峨眉山志》撰成于疾病之余，因而未能做到条理明晰，而且有不少讹误之处。于是他召集人员，重加修订，“分条析项，淆讹者正之，紊乱者清之，繁芜者裁之”，一方面删去与此山关系不大的内容，一方面又增加近时发生的事情与变化，使读者阅后能对峨眉的“山水形胜，宫观殿刹，人物古迹，词翰艺文，了如指掌，灿如列眉”，这样才算有了比较完备的《峨眉山志》(见曹熙衡《峨眉山志序》)。民国年间，《峨眉山志》又有一次重修，这次是由近代著名僧人印光法师主持，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峨眉山志》重加修辑。重修的《峨眉山志》着重突出了峨眉山与佛教的关系，充实了有关的内容，使《峨眉山志》作为一部中国佛教名山的山志更加名副其实。印光，名圣量，别号“常惭愧僧”。生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卒于1940年，陕西邰阳人。他是我国近代佛教史上著名的僧人，又是近代著名的净土道场——苏州灵岩寺净土道场的开创者，他一生弘扬净土法门，被人视为近代“中兴净土”的大师，还被推为中国佛教净土宗十三祖。印光于21岁(清光绪七年，1881年)出家于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不久，投红螺山资福寺。资福寺为清末著名净土道场，他在资福寺念佛堂专意念佛，自号“继庐行者”。庐山东林寺是东晋时著名高僧慧远法师驻锡之处。慧远法师在此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并曾率道俗多人于庐山般若台阿弥陀佛像前立誓往生西方净土，因而被尊为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初祖，而东林寺也相应成为中国佛教净土宗的祖庭之一。印光法师自称“继庐行者”，意为继承庐山东林遗风，表明·了他立志弘扬净土法门的愿望。与此同时，他还着意研读大乘佛教经典，多次闭关阅藏，由是深入经藏，深契佛理。1893年，印光住北京圆广寺，遇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化闻人都请藏，因检阅料理，相助乏人，因而请印光相助。及化闻南归，印光亦相随南下，于是来到浙江普陀。此后他住普陀山法雨寺三十多年，一面继续阅读藏经，研习净土教理，写了大量宣扬净土信仰的文章；一面则以普陀1山法雨寺为中心，往来于上海、江浙等地，大力弘扬净土法门。1912年，有居士高鹤年将其所作弘扬净土信仰的文章数篇刊人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开始引起读者的注意。1917年又有居士徐蔚如，以印光的信稿数篇付之刊印，题为《印光法师信稿》。1918年春，徐又将其文章20余篇印于北京，名为《印光法师文钞》，接着又陆续刊印续编、增补等。其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扬州藏经院等也先后将其信稿文钞等印行于世。于是印光法师声誉日起，成为佛教界的一位名僧。1930年，印光去苏州报国寺。这时他除了继续以信函方式弘扬净土教义外，又在上海创办《弘化社》，发行《弘化月刊》，流通佛教经典。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印光于十月去灵岩山寺避难，直至1940年去世。印光法师一生，除了以书信文钞方式弘扬净土教义外，另一项较为重要的工作就是重新修辑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的山志。1922年，浙江定海县知事陶在东倡修《普陀山志》，请地方上知名学者王雅三主持此事。但王氏虽精于儒学，于佛学则未涉门径。所以志虽成而未尽如人意。时印光正驻锡于普陀山法雨寺，于是山中诸老僧想请印光重修山志。但他此时正忙于刻排《文钞》等事，无有闲暇。直到1930年掩关于苏州报国寺后，才完成《普陀山志》的修辑工作。《普陀山志》完成后，其弟子李圆净等认为，普陀与五台、峨眉、九华并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现既将《普陀山志》修辑完成，其他五台、峨眉、九华三山之志，理当一并修妥，不应置之不理。而印光检阅四山旧志，也觉得唯五台山志略佳，其他普陀、峨眉、九华三山之志，则依秩等而下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修志者之意趣不同。此三山之志，皆由不通佛学之儒士所修，修志者意在“山川形势变幻处致力”，而于“菩萨兴慈运悲，拔苦与乐”处，则并未经意，结果导致“志山而不志佛”。印光认为这是“颠倒行事”，“不能令见者闻者增长善根，种菩提因。”(印光《重修(峨眉山志)流通序》)于是他下决心重修诸山之志。重修的《峨眉山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问世的。印光重修的《峨眉山志》共八卷，分为十目。每目之前均有小序一篇，标明本目所收的主要内容以及在修辑过程中的取舍标准，使人一看就能明白概要。此十目是：一，“星野图说”。主要叙述峨眉山的地理方位以及山势概略。二，“菩萨圣迹”。主要引证诸佛典上有关普贤菩萨事迹的经文，以显扬普贤菩萨之功德。三，“全山形势”。摘录了《禹贡》、《益州记》、《水经注》、《眉州山川志》、《名山志》等典籍中有关峨眉山的记叙，还录有关于峨眉山的峰、岩、台、石、洞、坡、溪、河等的具体描述。最后附有宋代范成大的《峨眉山行记》、明代胡世安的《登峨山道里记》及清代四川提学江皋所作的《游峨眉山记》。 四，“寺庵胜概”。主要记载峨眉山佛教寺院兴衰沿革之事。五，“感应灵异”。载有关于峨眉山佛光、佛灯等所谓灵异之事。六，“历代高僧”。记载自晋代宝掌和尚至清代舒光照禅师等历代50余位曾在峨眉IU活动的僧人传记，后面附有几位僧人的塔铭以及包括蒋超在内的三位居士的传略。七，“王臣外护”。记载自唐代以来历代朝廷对峨眉山佛教寺院的敕赐，以及历代王公大臣、文人学士所作的寺殿碑记颂文，是研究峨眉山佛教的重要资料。八，“仙隐流寓”。古代峨眉山又是道教圣地，相传春秋战国时期，这儿就有方士隐居。在道教经典中也有关于峨眉山的记载。因此山中留有大量与道教有关的遗迹和传说。本篇主要收录从《列仙传》、《环宇记》、《酉阳杂俎》等书籍中记载的有关峨眉山神仙、隐士等的传记事迹。九，“古今艺文”。记历代所作赞咏峨眉山的游记、诗作等。十，“动植物产”。此目中又细分十一项，详细记录峨眉山的鸟兽花木、奇珍异草以及各种土特产。 。十目之外，志的最后还将原来蒋超所修《峨眉山志》的“志余”部分，以及各旧志中不便列于上述诸目者数段作为本书的“附录”。印光批评旧志“重于志山而不志佛”，因此他在修辑《峨眉山志》时，处处注意突出和宣传佛教的内容。他在重修的《峨眉山志》中，特地立有“菩萨圣迹”一门，引述大量经文，从释名、修证、德相、法要、利行、应化等六个方面，译细论述普贤菩萨的功德事迹，从而大大突出了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应化道场的特点以及作为中国佛教名山的重要地位。在选辑材料方面，尽量收录与佛教内容有关的资料，而略去一些与佛教关系不大，偏重于山水景色描述的东西。在编排体例方面，印光认为，佛教山志应当以弘扬佛法为主，以山水形胜、寺院占迹等为次，至于各种“艺文”之作，更为末流。既要大力弘扬佛法，则除了宣传普贤菩萨的应化功德外，还应当首重高僧，次及王臣护法等。因此他把旧志中归人“艺文”类的僧家塔铭，重新安排在“高僧”一项内，又将皇家颂赐以及修建寺庙殿宇的各种记文，归人“王臣外护’’中。此外，在每一篇目前面的小序中，他处处注意突出佛教的思想内容。例如在第三“金山形胜”的序中，印光说，峨眉I¨钟灵毓秀，能使游者睹境明心，触机悟道。在第十“动植物产”的小序中又说，此山一草一木，若飞若走，皆具普贤智慧德相之眼，可以使人触境明心，闻声悟道，等等。印光重修的《峨眉山志》，还纠正了旧志中的一些荒诞谬误之处，对有些材料进行了考订。例如，旧志为借经言以见重于世人，引了《华严经·菩萨住处品》中所说的：西南方有光明山，为众菩萨所居处，现有贤胜菩萨在此说法等，认为此光明山即是峨眉山，而贤胜菩萨就是普贤菩萨。印光对此并不以为然，故而特立“菩萨圣迹门”进行论辩。又如旧志于宝掌和尚、智者大师以及玄奘法师等人的事迹，殊多讹谬之处，印光在重修山志时曾一一加以考订。另外，旧志中记载的——些关于道教的传说，如所渭黄帝在峨眉问道于天皇真人等事，印光认为峨眉道教绝响已久，为避免后世“惑于两歧，莫知去向”，故将这一类记载多删去，从而更加突出了佛教的影响。由于印光本人未曾到过峨眉，没有亲历其境，他所重修的《峨眉山志》只是依据旧志以及其他一些文献资料，因而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此外他过分重视宣扬佛教，认为文应载道，否则纵令词义华美，亦属无益于身心世道之闲言语”，因而反而将一些游记佳作删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但尽管如此，本书毕竟还是保存了许多有关峨眉山佛教的资料，在当时对宣传和提高峨眉山佛教的地位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我们今天研究峨眉山佛教文化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