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露华：北魏的僧官制度

北魏的僧官制度业露华一、北魏僧官制度的设立北魏僧官，始于太祖道武帝(拓跋硅)之时。据《魏书·释老志》记载：“皇始(396—398年)中，赵郡有沙门法果，诫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魏晋时期，佛教徒被统称为“道人”，统摄僧人之官，则被称为“道人统”；这是北魏设立管理僧务官员之始。首任道人统沙门法果，原为赵郡沙门，受到北魏皇室优遇，据《魏书·释老志》载：“每与帝言，多所惬允，供施甚丰。至太宗，弥加崇敬。”他曾先后被授以辅国、宜城子、忠信候、安成公之号，可谓荣极一时；死后还被追赠为“赵胡灵公”、“老寿将军”等。法果之后，有沙门师贤亦曾任道人统。师贤为厨宾人，先入凉州。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灭北凉，迁凉州居民于平城，“沙门佛事皆俱东”，师贤亦于此时来到京师。不久，太武帝灭佛(446年)，师贤“假为医术还俗”，暗中仍然坚持佛教信仰。至高宗文成帝复兴佛法之时(452年)，即出为沙门，由文成帝亲自为之落发，并被任命为道人统。至沙门昙曜之时，北魏僧官道人统改名为沙门统。据《魏书·释老志》记：“和平(460—465年)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昙曜，少年出家，原在凉州修心禅业，并以禅业见称，得北凉太傅张潭赏识，敬以师礼。后人平城，受到太子拓跋晃的礼遇。太武灭法之时，昙曜“誓欲守死”，暗中“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师贤死后，昙曜继师贤而任沙门统。昙曜任沙门统时代，经历了文成、献文，到孝文帝太和年间(460—479年)。北魏僧官制度在此期间，有了极大发展。首先，昙曜奏设僧祗户、粟，为北魏寺院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昙曜一生中最显著的事业，和北魏佛教发展有密切关系。僧祗户、粟创立初期，这部分财物的掌握、运用权在僧官手中，这就加强了僧官的经济力量，使之在僧团中地位更加巩固。其次，在昙曜任职期间，进一步改进北魏僧官制度，完善管理僧务的机构。佛教初传中国，没有专门管理僧务的机关，僧尼管属始隶鸿胪寺。据北宋赞宁《大宋僧史略》言：“教传东汉，时历魏朝，信向未臻，伽蓝全少。僧既有数，事亦无多。及无前言，则须关白，关白何所，还在鸿胪寺焉。故知沙门始隶鸿胪也。”经汉魏两晋数百年间，佛教在中国渐渐流传，僧尼亦日渐增多，这就需要有统一的管理机构。后秦时始置僧主(或称僧正)、悦众、僧录。e此后至南北朝时，南北政权先后设置僧官，并形成了管理僧务的机构。北魏管理僧务的机构，在昙曜时，日趋完备。这一机构原名“监福曹”，后改称为“昭玄寺”。昭玄寺“备有官属，以断僧务”。e据《隋书·百官志》：“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并置功曹、主簿员，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除京内设立管理僧务的中心机构及中央僧官外，各州、郡、镇一般设有维那、上坐、寺主等职，管理地方僧务。这些中央和地方的管理僧务的机构和僧官，组成了完整的北魏僧官系统，并为隋唐僧制所沿袭。二、北魏僧官的职责沙门统、都维那等僧官的职能，主要是在中央政府统辖之下，管理全国僧徒，以更好地担负起北魏统治者所期望的“巡民教化”的任务，并具体地处理有关僧务，包括制定和执行僧律，决定和批准僧尼资格，掌握管理僧祗粟等。三国时，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来洛阳宣译戒律，这是中国内地传译僧律之始。后来，有些中国僧人也曾因时因地制定了一些适当的戒律条文，用以节制僧尼的行为，调节僧伽(僧团)内部可能产生的矛盾，如晋释道安的《僧尼轨制》，庐山慧远的《法社节度》等。北魏时期，有关制定、监督执行僧律的任务，已由政府管辖下的僧官来承担。北魏曾先后数次制定“僧禁”，至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沙门统僧显又一次刊定“僧禁”，立“僧制”四十七条。孝文帝为此下诏曰：“自像教东流，千令已半。秦汉华俗，制禁弥密。故前世英人，随宜兴例，世轻世重，以裨玄奥，先朝之世，尝为僧禁，小有未详，宜其修立。近见沙门统僧显等白云：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浅识，共详正典，事起匆匆，触未详究。且可设法一时，粗救习俗。须玄白一同，更茵厥衷。”除了制定“僧禁”，即宗教法令之外，僧官还有责任协同政府共同监督这些法令的实施，对于不遵守律令的僧尼，僧官有权加以处置。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年)秋，诏曰：“缁素既殊，法律亦异。故道教彰于互显，禁劝各有所宜。自今以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就是说，僧人犯法，除杀人以上之罪，均不必按世俗法律处置，而是由僧务管理机构——昭玄寺按照僧律加以处治。北魏时期制定的僧制内容，现已无法知其详。但从《释老志》所载当时沙门统惠深上言中可以略知一二。(一)“出家之人，不应犯法，积八不净物(按指田宅、田园、谷粟米麦、奴婢、群畜、金银财宝、象牙刻镂、釜锅)。”(二)“车牛、净人(按指奴仆)、不净之物，不得为己私畜。唯有老病年六十以上者，限听一乘。”(三)“出家舍著，本无凶仪(按指葬仪)，不应废道从俗。其父母三师，远闻凶问，听哭三日。若在见前，限以七日。”(四)僧尼平时应安居于寺院中，“或有不安寺舍，游止民间，乱道生过”者，必须脱服还民，取消僧籍。(五)必须有僧五十以上，才能营造寺庙，若有违犯，处以“违敕之罪”，将寺内僧众驱出外州。僧官不仅统辖本国僧尼，即使对外国来的僧尼，也要经过鉴定，决定去留。若有德行够三藏条件者才能留住，若无德行，遣还本国。若其不去，也要依僧律治罪。僧官的另一重要职责是决定和批准僧尼的资格。北魏度僧，主要由朝廷控制。早在高宗文成帝复兴佛法之时，帝曾为师贤及其同伴五人亲为剃发，并下令诸州“好乐道法，欲为沙门者，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e文成帝时，度僧尼三万许人，“释门广被，始自文成”。e此后北魏历代帝室均有度僧之举，致使僧尼竞滥。至元魏末期，僧尼大众已逾二百万人之多。如此巨大的僧尼队伍，不免“清浊混流，不遵禁典，精粗莫别”。这就需要不断进行简别沙汰。而这一工作，常由中央和地方各级僧官负责。延兴二年(472年)，高祖孝文帝曾下令对无籍僧尼“精加隐括”。对“为三宝巡民教化”者，需要州镇维那的“文移”(证书)或是都维那的“印牒”，然后才能通行。太和十年(486年)，又因“愚民侥幸，假称人道，以避输课”，下诏严加清检，罢遣无籍僧尼。令各地寺主、维那进行审核，凡“道行精勤者”，仍许保留僧籍；而“为行凡粗者”，不管有无僧籍，一律罢遣归俗，取消僧尼资格。掌管僧祗粟，亦是北魏僧官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责。僧祗粟即由“僧祗户”上缴的粟米。此原由昙曜任沙门统时创立。设立僧祗粟，本来一方面是为了施给僧尼，保障僧尼有较稳定的日常生活来源，使他们能安心出家修行。另一方面是遇到灾荒之年，亦可赈济出贷，救济灾民。e僧祗粟原由各级僧官机构掌握运用，但后来由于“主司冒利，规取赢息”，成了僧官们放高利贷的资本。甚至“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引起了民众愤怒，最后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永平四年(511)诏曰：“自今以后，不得专委维那、教统，可令刺史共加监括”。僧祗粟也不再是僧官机构独家管理，而是由地方官吏共同监管了。三、北魏僧官制度形成的原因及历史地位设立僧官以及管理僧务的机关，是为了使国家便于对僧尼的管理。据记载，北魏道武帝攻略黄河北岸，所过僧寺，见沙门道士均加礼敬。道武帝“好黄老，颇览佛经”，曾遣使致书泰山僧朗，并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太武帝平凉州后，佛教在北魏更加迅速发展。凉州为中西交通要道，佛教早已盛行。北凉王沮渠蒙逊，子毛千，从弟安阳侯沮渠京声均信·佛。当时厨宾沙门昙摩谶在北凉译经，所译《大集经》、《悲华经》、《金光明经》等计六十余万言，其中最重要的是《大般涅檠经》四十卷。这些经或谈佛性，涅檠境界；或讲密咒效验；或为菩萨本生，都带有浓厚的宗教实践性，在北方极有影响。北魏太武帝曾指名求索昙摩谶。后太武帝平凉州，将凉州沙门俱迁往平城，于是“沙门佛事皆具东，像教弥增矣”。随着佛教的发展，僧尼越来越多。统治者鉴于僧尼多滥的情况，着手加以清理整顿，如凉州灭后不久，太武帝就因“沙门众多，诏罢五十以下者”。同时，采取措施，加强对僧尼的管理，并设立了僧官和僧务管理机构。另外，北魏起于代地，自道武帝开始进入中原，经过连年不断的兼并战争，逐渐统一了中国北方。北魏统一北方主要是凭借武力，但是，要稳固地统治这一地区，光有武力是不行的，必须有一种适用的思想武器。早在北魏建国初，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就设置了五经博士，开始有意识地汲取汉族文化，并任用了一些汉族出身的官员。除了儒家思想学说外，佛教也是北魏统治者极为重视的。当时佛教已在北方各少数民族中流行，它所主张的灭欲、忍辱、无争和因果报应的理论，可使被统治地区的各族人民放弃反抗，这正符合鲜卑贵族的要求。太宗明元帝时，曾“令沙门敷导民俗”，选择佛教担任了“巡民教化”的任务。而为了更好地利用佛教，必须将其牢牢地置于统治集团的控制之下，这样，便在继承以往僧官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完备的僧官系统。北魏僧官制度的形成，实际上确立了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佛教的封建教阶等级制，在僧团内部明确了互相统辖关系。特别是昙曜任沙门统之后，部分上层僧侣掌握了全体僧众的财产(僧祗粟)，占有了为数众多的僧祗户和佛图户。他们结交官府，大放高利贷，欺压广大民众，并奴役实际上沦为寺院奴隶的佛图户。北魏的僧官制度为以后中国佛教僧官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奠定了基础。从北齐到隋唐，僧官制度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后历代虽有演变，但都采取在中央政府控制下以僧官管理僧务的方式。僧官制度加强了佛教与封建政权的联系。封建统治者往往以个人好恶挑选僧官，僧官也更紧密地依靠统治者，这样，佛教更加依附于封建统治集团，形成了中国一千多年来佛教受历代封建王朝控制，而又为封建统治阶级忠实地服务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