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教授：佛教在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佛教在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王雷泉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佛教有二个转折阶段：第一个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宗教问题上的拨乱反正，结束了中国无法无天的局面，无法者，社会主义法制受到破坏；无天者，缺乏真正的宗教精神，失去了社会的精神生态平衡。第二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转入市场经济。前一个转折，为佛教从一片废墟中恢复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后一个转折，则为佛教在下个世纪的全面复兴提供了根本的社会基础。从政企合一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有一个几十年的阵痛期。这期间价值失范，利益重组，宗教的作用日益发挥，成功者和失落者，都会到宗教中去寻求慰藉。以书刊出版为例，现在图书市场普遍萎缩，唯有股票、色情、宗教三大类行情看好。这三类书相生相克、共存共荣的局面，现在已初见端倪。宗教的必然复兴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问题在于：在中国已有二千年历史、几乎成为中国固有文化组成部分的佛教如何在这场宗教复兴运动中抓住机遇。第一、前面提到在历史上制约佛教发展的三层关系，前二层已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儒教已从政教合一的国教地位退出，恢复了儒学的人文思想原貌，佛教在原儒道佛三教关系中的屈辱地位已不复存在。如果说历史上的中国佛教是印度宗教和中国宗教二大河系汇流的产物，那么今天的佛教则是全方位地面临着世界三大宗教河系冲撞融汇的问题。在同一政教环境下，佛教面临着的强大对手是基督教和五花八门的外道会门。当基督教以其狂热的信仰热忱、团契精神和廉价的经济开销进军农村内地时，佛教依然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并以越演越烈的商品化礼仪，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第二、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工业文明在推动佛教传播的同时，也会带来世俗化的弊病。据我看来，随着法制建设，对佛教在政治上压制的极左做法对佛教的负面影响的比重正在下降；而在经济上利用佛教的极右做法对佛教的负面影响的比重正在上升。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土豪劣绅对寺产巧取豪夺，将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它对佛教的破坏将是致命的。政治上的弹压，只能激发佛教徒的护教热忱和敌忾心；经济上的腐蚀，毁掉的就不是一代人了。中国佛教在历史上就是从城市走向农村才有广阔的发展天地，现在依然如此。目前佛教不过是在大城市和旅游线上保有观光性的寺院，农村却是神汉巫婆的天下。中国佛教宗教精神的复苏，唯有向广大农村传播才能使佛教返朴归真。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振兴，唯有从大专青年的培养(包括佛学院中的优秀学僧)入手才能提高佛教的文化品味。第三、佛教如何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中保持均衡发展。这里有很多操作层面的问题，比如，确保佛教自内证的实践品格须有权威的评价系统，新型佛教教育有助于统一教团的形成，等等。但我觉得有三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是有待讨论：１、关于宗教的“五性论”，是在肯定宗教必然消亡的前提下，承认宗教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这固然比原来占统治地位的“鸦片论”前进了一步，但由于这一理论的多义性，各界人士皆可据此得出合乎自己需要的解释。２、关于宗教的“适应论”，即宗教必须适应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民俗习惯，在这一理论支配下，宗教的正面作用似乎多集中在国际交往和旅游观光上，而宗教批判现实、化世导俗功能则被忽略了。３、关于宗教的“文化论”，由上述二个理论所制约，有些佛教界和学术界人士避开宗教的信仰层圈和政教关系等敏感问题，推出“宗教是一种文化”的口号，仅在宗教的文化层圈中做文章，模糊了佛教的宗教品格。对上述问题，纵然现阶段还不能完全解决，但教内外的知识分子对此作前瞻性的研究，却是刻不容缓的了。佛教在中国已有二千年历史，今后，只要还有人类存在，佛教就将继续存在下去。佛教在过去就经历了种种波折和苦难，现在和未来也不会一帆风顺。佛教在未来如何发展，现在无法预料，但可以从修证、见地和行愿三方面努力：修证上，回到释迦牟尼，以四谛、三学、三法印作为根本标准，不能篡改出离解脱这一佛法的根本宗旨。在见地上，充分肯定中国佛学对印度佛学的创造性发展，中国佛教只有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在行愿上，强化理想主义的色彩，突出菩萨精神的“悲”字：上求菩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下化众生，虽知不可，勉而为之。

摘自《第一届生活禅夏令营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