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一块唐僧肉 揭秘佛门利益各方血盆大口

揭秘佛门生意：唐僧肉背后利益方各不相让

佛不用吃饭，但和尚要吃饭。不能指望全国3.3万座佛寺里的几十万和尚都靠化缘度日。寺庙背后不同的利益方，凭借不同的资源条件创新赚钱方式，各不相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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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不用吃饭，但和尚要吃饭。不能指望全国3.3万座佛寺里的几十万和尚都靠化缘度日，而且寺庙新建、维修楼堂馆舍，举行各种法会佛事也要资金支持。在古代，寺庙还要做很多慈善，比如收容饥民、设立义冢。

82版《少林寺》里，僧值劝方丈，不要再给灾民施粥了，庙产养不起了，方丈以“济世安贫，这乃是我佛家的本分”打发了他。由此可见，佛门不能没有钱。

谁把佛门推向市场？

在古代，庙产是寺庙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寺田是最主要的庙产，再有就是皇家的赏赐，达官显贵和普通民众的供养。寺庙还利用一些金融手段生财。从南北朝开始，寺庙设有质库，可以进行存款、借贷和典当业务。唐代叫无尽藏，宋代叫长生库。

1949年解放后，庙产收归国有，寺庙也被划为文物。文革中，寺庙和僧尼道士经历了动荡岁月。直到1982年，国家颁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提出宗教组织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实行“自办自养”。 国家财政不会负担寺庙和和尚们的生存，得自己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呢？

1982年《少林寺》电影掀起的“少林”热，让佛门看到了新希望:在佛门祖传的生财途径之外，结合时代特点办特色旅游，开办武校。

嵩山少林寺在寺庙商业化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与其说是少林寺想赚钱，不如说它是被政府和社会推向了市场。登封市政府想借少林寺的名气打旅游牌。1994年，当地政府成立了门票管理所，少林寺和管理所按照3:7的分成方式分配门票收入。政府掌控了少林寺的饭碗。

而社会力量则在少林寺周边开办了大量的武术学校，还有很多商户抢占少林寺的商标。少林寺的品牌形象岌岌可危。为了寺院生存，以及保护少林寺品牌，寺院管理者被迫主动出击，用商业化对抗商业化。

它的婆婆有N个

寺庙经济这个香饽饽背后，政府各职能部门利益关系复杂。由于历史原因，寺庙归属较复杂，分属于园林、文管、旅游等多个部门，有些寺庙的归属权存在重叠现象。比如，昆明岩泉寺既归宗教局管，又在旅游部门的管辖之内，但主权归金星村委会所有。民族宗教局只负责管理登记注册的宗教教职人员。而一旦宗教教职人员有违规行为，旅游部门却又没有管辖权。

寺庙背后不同的利益方，凭借不同的资源条件创新赚钱方式，各不相让。旅游局可以凭借划设景区，设立门票点赚门票收入；文物局则可以利用寺庙的文物属性，把管辖范围内的寺庙房屋出租赚取租金收入；园林及城建也能分一杯羹，比如，云南丽江市玉峰寺被纳入旅游景点后，除大雄宝殿里的5、6个僧人由民族和宗教事务局管理外，其余部门由园林所及城建局下属企业统一经营，收取门票。

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一些宗教圣地名胜景区甚至被打包上市。1997年10月21日，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

2000年，出现了寺庙被社会资本承包的苗头。浙江省乐清市石帆镇岩宕村5名村干部，擅自将寺庙承包给了私人，虽然遭到处分，但这种模式却被各地普遍采用。

市场漩涡中的乱象

信徒和香客是寺庙的衣食父母，政府掐住了门票入口后，寺庙只能变相开创营收方式。开卖佛门商品，比如香火、佛教用品、佛教文化品；提供佛门服务，比如功德簿、抽签、解签、水陆道场、敲钟、祈愿、开光；还有信徒捐赠。

少林寺凭借品牌影响力找到了发展连锁寺庙的路径，打破了寺庙属地管理的限制。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撮合下，少林寺先后托管了河南濮阳清丰普照寺、江苏徐州艾山铁佛寺、湖北大冶法华寺、天津蓟县北少林寺、三门峡熊耳山宝相寺和焦作月山寺等寺庙，并进行相关佛教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国家民族和宗教事务局对少林寺这种方式给予认可，这也算是佛教界的一种运营创新。

在各路资本参与下，一些社会上常用的商业手段被嫁接到寺庙，引起人们的反感。特别是2005年起，各地寺庙开始采取拍卖的方式，由出价高者烧头香，引起社会争议。更过分的是，2011年7月，北京佳士凯拍卖公司竟然叫拍杭州法华寺冠名权，后被主管部门紧急叫停。

2012年，国家部委主管部门已经意识到寺庙经济负面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着手整顿。当年10月22日，国家民族和宗教事务局、中央统战部联合发布《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宗发［2012］41号）》，其中规定：“严禁党政部门参与，支持企业和个人投资经营或承包经营寺观，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寺观搞‘股份制’、‘中外合资’、‘租赁承包’、‘分红提成’等。”

与此同时，佛教界也自发行动起来，挽救佛教的声誉。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抗争，争取佛教去门票化、去旅游化、去文物化、去娱乐化。

2011年3月，厦门南普陀寺宣布取消门票，鼓舞了佛教界。2013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一些宗教界政协委员对“名山被上市”、“寺庙被承包”、“僧尼被假冒”等现象进行了批判。当年5月，湖南佛教界29所寺庙住持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长沙麓山寺主持圣辉法师组织下，共同发愿取消寺庙门票，对抗商业化。此后，全国4000多家寺庙响应湖南佛教界，约占全国寺庙总数的12%，通过网络宣布不收门票。

延续到2014年，寺庙去门票化趋势愈演愈烈，云南大理鸡捉山和昆明盘龙寺为了对抗商业化，不惜采用闭寺这种极端方式，最终迫使当地政府让步。政府主管部门也似乎意识到了问题，当年9月17日，国家宗教局退出国务院假日办的“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佛教界期盼的寺院去门票化将由此进入倒计时。

2013年起，一种新的寺庙经济模式出现。资本在“养老产业”名义下，利用金融资本手段切入寺庙运作，通过灵骨塔、莲花位和阴地赚钱。

浙江大慈文化公司和世纪方舟资本管理中心发起“中金赛富朝阳产业基金”，为观音寺募集5000万元，用于扩建庙宇及修建“报恩堂”，建造祭祀莲位1万个及药师佛1.28万尊，信徒们可以认捐这些莲位和药师佛。观音寺项目预期回报1.89亿元，大慈文化预计可获得1.42亿元。

除了观音寺，还有嘉善台云禅寺等几个寺庙也在该基金的运作计划中。此外，浙江嘉兴海宁觉皇寺也发布了融资信息。根据融资信息，寺庙灵位是一个回报率非常高的项目，最高可达50%的投资回报。

对于这种金融手段，作为主管部门的国家民族和宗教事务局态度模棱两可，“关于寺庙存放骨灰问题没有全国性的统一规范。但寺庙存放骨灰在福建比较普遍，因此省内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出台了有关管理规定。”

寺庙参与高利贷也是一种金融手段。2014年7月，福建省福鼎市昭明寺方丈界空大和尚将1430万元“三宝钱”投给担保公司，在高利贷崩盘后，成为一个新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