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诞“放假”？佛教节日离公共假日还有多远？

慈济全球万人浴佛大典震撼现场（图片来源：慈济基金会）

核心提示：

1987年，台湾“解严”。佛教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以觉光法师为首的香港佛教徒历经此前数十年的积极推动与极力倡议，于1998年成功争取佛诞日为公众假日，被香港立法会与政府确定为香港的公众放假日，与港英当局治理香港时已经确认为公众假日的圣诞节一样，佛诞节与圣诞节成为了香港社会中两个源自宗教传统的公众假日。

香港给了台湾佛教界力量。1999年、释昭慧法师等佛教领袖于发起“佛诞放假运动”，方才争取到佛诞成为第一个宗教性质的“国定纪念日”。

1999年8月30日，李登辉于佛光山寺如来殿大会堂宣布将农历四月八日订为国定佛诞节并于母亲节同日放假。

香港和台湾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都已经实现了将佛诞日正式纳入现代公共假日体系。而作为有着两亿佛教徒的大陆，我们离一个带假的佛诞日、抑或一个类似“教师节”的佛教公共纪念日，到底有多远？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近年来我国的公共节假日体系也在不断得到调整。传统节日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回归，昭示着“文化自觉”意识的崛起，对于官方设置共同时间框架的重要影响。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讲话中，高调确认了佛教在数千年历史中参与中华文明共荣共建的重要地位，指出佛教传承是中华文明内涵的重要维度。应该说，从显性制度上确认佛教的节庆日，国家的时间框架具备着相当的共识基础。

节假日：国家的时间框架能否不与传统决裂

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国度设置的节假日体系，是一个管理全民性自由时刻的时间框架。节假日不仅借助劳动力的休息和享受实现“物质再生产”，并且是“社会文化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机制——节庆文化，使一个共同体的心理基础和共享价值得以延续。而在现代国家里，这个时间框架反映着一个国家根本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精神状态。

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国家诸如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的发达国家，都把绝大多数全民性的法定假日，分配给具有悠久的宗教、民俗和历史传统的节日和纪念日，如圣诞节、新年、复活节、国庆节/君主诞辰、各种烈士/英雄纪念日等。我国港台地区、以及周边受中华文化浸润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都有着善待传统的明确观念，并找到了传统与现代通过妥协、互补达成融合的方法，都在或多或少在沿袭着中国的传统历法与节庆。

而大陆在建国初期，订立的节日主要是元旦、植树节、妇女节、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儿童节、党的生日、建军节、教师节、国庆节，外加一个传统的春节。其中，全民假日安排在元旦、春节、劳动节、国庆节。此时，除了一个尚具传统意义春节以外，建国初的节假日安排，完全服从了一个与传统决裂的现代国家的政治需要。

从1999年开始，为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消费，国务院决定实行“三大节日”，即五一、十一、春节每个节日放假7天。除了周六周日，中国法定的带假节日就这三个。此时，经济发展上的需求，单纯地成为国家时间框架的主宰力量。

继而到2007年，公共假日被调整到了现行的方式，通过调借双休日，分别形成两个7天“长假”（春节、国庆）和五个3天“小长假”（元旦、清明、五一、端午、中秋）。清明、端午和中秋假日的回归，体现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于传统文明的重新确认。但对比古代的历法和节假传统来看，对于清明等节气的重新确认，仍偏重于对古代自然规律探索成果的认可。就中华文明的哲学思想、审美意识、道德伦理、信仰思辨等层面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对共享时间的影响而言，当前的回归仍不到位。

佛诞日：中国古人的嘉年华

人类学家高丙中教授曾指出，中国的节日体系是一种成熟的文明的缩影。因为有这一比较智慧和深沉的时间框架，才有中国的古典文明的繁荣；同样因为有繁荣的中国古典文明，这一节日体系的内容才异常丰富多彩。

中国传统的岁时节日体系萌芽于先秦时期，成长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定型于隋唐两宋时期。而正是早在萌芽时期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农历四月初八的佛诞日，以及七月十五中元节、十二月八日腊八节（佛陀成道日）这些与佛教相关节日，就已经成为在节日序列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此时，正月十五、清明节和中秋节等，还尚未被视为节日。

在节日民俗方面又有重大建树的隋唐两宋时期、在传统观节日序列定型的元明清时期，以佛诞日为代表的佛教节日，一直占据无法撼动的地位。此外，诸如观音菩萨诞生、出家、成道的“三个十九”，也是历史上中国古人集体纪念与庆祝的重要时间节点。

中国传统的节日体系，既为社会提供时间容器，也是塑造社会的时间模具。在这些与佛教相关的全民节日里，正是全民大兴慈悲之心、大兴施舍之道的日子。自古以来，这几个日子里朝野上下都络绎于道，去朝礼寺院、参学拜忏等，并发展出一系列最为由衷的慈善行动。这些承载信仰的节庆日，是中国古人热闹而深沉的嘉年华。这些传统形成了古代中国共荣共济的社会基础，塑造了共同体共享价值的心理基础，也成为是人际互信和认同的核心来源。

新时代：从经济凝聚力到人文凝聚力

从曾经的物质匮乏向如今的物质繁荣的跨越过程中，中国以强有力的经济凝聚力，实现了的国家整合与安定，用发展的办法解决了大部分发展中的问题。时至今日，当我们希冀中国的向内安顿和向外影响的力量再上台阶时，于古代心性文明中传承而来的人文信仰传统，无疑是未来凝聚力的提取源头。

正如宗教学专家卓新平所指出的，人文信仰无论从哪个维度切入，都可以成为凝聚力的重要出处：“即当宗教作为政治力量时，应该成为现实政治力量的组成部分；当宗教作为社会系统时，应该成为当今和谐社会的有机构建；当宗教作为文化传承时，应该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积极因素；当宗教作为灵性信仰时，应该成为重建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

中华文明的人性之美、中国作为一个共同体能够存续，无不依托于自己的节日习俗所保藏的契机。新时代的国家时间框架里，宗教文化和信仰传承应该在这中间找到位置。

佛教界：为自己的信仰争取时空

当下，我们的社会正在等待一系列和谐文化、维稳文化的基本支持，正在期待佛教为社会主流价值建设作出贡献。佛教界越多地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公共对话，越能够在服务于国家统一目标的同时，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将“他受用”与“自受用”的两种需要汇归到一起。

应该说，呼吁和推动佛诞日回归到国家的公共假日框架中，将是一个非常当机的、非常有操作可能性的佛教维权理念。从总体来说两亿多佛弟子，这么大的一个人群的节日，是不应该被我们这个社会长久忽略的。如果国家能够确认佛教传承在中华文明中举足轻重的分量，如果我们的祖国能够确认佛教信众的节日，他们因为信仰而来的对世事的疏离感，将被马上打破，随之而来的将是佛教教义中反复在提倡的“报国土恩”的情怀洋溢。

政府要在文化上更完整、更全面地代表中国，对于传统信仰在显性制度上的确认将不可或缺。通过以节日为标志的同质性更大的“时间框架”，将会有效加强对于以领土为标志的“空间框架”的认同。发挥佛教传承的巨大文化资源，来更有效地实现我们的国家目标，于国于民无疑是个双赢。这个双赢的争取，首先有待佛教四众的积极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