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佛教徒是未来发展所趋？

文化佛教徒是未来发展所趋？

现代社会中，宗教已经从“有形宗教”——即以教会制度为基础的体制化信仰——转向以个人虔信为基础的“无形宗教”形态的信仰。有一种观点认为：以“后现代”为特征的当今社会，已经越来越倾向于“个人自主性生存”，个人自主性是制度式教会宗教急剧衰落的重要原因，这似乎可以证明我们所处的世界将越来越不具备“宗教性”。但是如果从另一方面分析，正因为信仰越来越表现为“个人自主性”，目前人们追求的是“非体制的信仰”，这样的信仰将侧重于个体经验，那么随着教会宗教没落，取而代之的必然是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无形宗教”的兴起。

现代宗教的发展也表明，信仰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宗教活力的表现——多种多样的宗教选择也给人们提供了表达他们各自兴趣和不同个性的表现形式。正因为那些建制性“教会宗教”提供的超越性神圣世界与日常的社会规范秩序已经越来越疏远、隔离，故有形的、体制性的宗教的影响力将越来越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宗教本身的观念和价值变得不重要了，而是说，在这种“多元宗教观”的冲击下，各个宗教间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竞争和选择，单一性质的宗教已无法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

既然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已从“有形宗教”即以教会为基础的“制度化信仰”转为以“无形宗教”为基础的个人虔信，那么首先要解决一个疑虑：“无形宗（佛）教”论是否主张宗（佛）教在现代社会已经无足轻重甚至于没有什么存在价值了？事实却是：单就大陆佛教而言，当今的佛教信众对佛教（寺院、道场、僧团、法会等相关建制）的要求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高，而教会总是滞后于这些需求。

诚然，在历史上，教会佛教一直是佛教重要法事和宗门修行的召集人和指导者，但鉴于目前大陆佛教与修行相关的活动没有很好地开展（教会活动更多地表现为功利性的宗教仪式），教会的力量有日渐削弱的趋势。在可见的将来，中国佛教信仰出现更多的是小型的社区俱乐部形式的社团组织。其组织形式将越来越小型化，不太可能出现超级的“宗教巨无霸”。这事实上就形成了所谓“虚拟宗教社区”。目前中国大陆以在家居士为主的佛教修行团体的大量出现，也印证了上述趋势。

来自基督教世界的考察表明，教会总是在各种场合批评如今的信徒都很少甚至根本不去教堂了，尤其是青年人表现得更明显。可是，仅凭这一现象便可断言基督信仰已经无足轻重了吗？社会学者调查的结果却是：年轻人虽然不去教堂，但他们的宗教观却依然很深。有很多人相信神的存在，相信在这个世界以外，还有一个灵性的世界存在，此外还相信诸如人类的公义、民族之间的共存、环境保护这些“世俗价值”同样也是“神圣价值”的体现。单从欧洲来看，年轻人不去教堂，可是却参加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游行与祈祷会。所以，年轻人认同的价值是非体制的、非有形的宗教，一些前卫的神学家更提出“基督宗教”和“基督信仰”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然如此，二十一世纪，对“无形宗教”的经验与认同可能更会加深。

从中国佛教发展史来分析，教会总是通过制度化的规范来塑造个体人格，从而为其赢得社会存在的合法性根据。但是正因为其制度结构仅仅限于宗教教义之内，也就使得教会在代表社会全体的“普遍意义结构”在个性化时代日益萎缩。在佛法宣信上（“佛法”这一词语往往有“密传”与“保守”的色彩），教会总是为教徒“预制信仰”——佛教的延续当然受益于这种“约定俗成范式”，但是这样一种“教会范式”也正是佛教改革的制约因素。有形的教会可以拒绝非佛教徒（僧人或居士）的教徒身份，但是“文化佛教徒”是以皈信无形的佛法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的。在西语世界，基督教教义和有关基督的信仰神学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事实上西方文明的进程也得益于神学与教会教义的博弈——这种博弈也是宗教不断完善自身的重要动力之一。

话语的多样性会伤害佛法的清纯性吗？从两千年来的中国佛教史分析，佛教正因为保持了言说方式的多样性（种种方便法门），才使得佛法深深楔入汉语文化精神。赵宋以降佛法的衰落，与其教义的保守（三教合流、禅净不二）和言说方式的单一（彻底民间民俗化）是分不开的。佛教的终极真理——佛法——既不可能完全垄断于建制教会、也不可能附庸于国家意识形态、更不可能从日常流行文化中催生。佛法的基础只能在每个个体活生生的灵魂中、和每个众生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互动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依据——后者将是促进佛法不断萌生新的言说方式的最充分理由，也是前者超越世俗组织形式而存在的最充分依据。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思考，目前的大陆佛教（就其弘化度生角度而言）都应该从山林、院墙、象牙塔中走出，深入到众生的实际生活中，为上述社区型修行团体（或无形式修行团体）提供相宜的服务。台湾佛教在服务社会的实践层面已经领先大陆一大截，这一面貌的出现，得益于“人间佛教”在理论层次的深入探讨及操作层次的积极展开，其中作为“文化佛教徒”代表的印顺法师着实贡献卓著。

有形的宗教（教会）相信也会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其建制化形态将逐渐呈现出“后现代”特征，甚至越来越趋向“超宗教（派）的信仰”。如果佛教信仰如其教义所训（“普度众生”、“同体大悲”）是一个无条件的开放系统，那么佛教徒的组成也可以是涵盖各个阶层的。“文化佛教徒”在提高佛教信仰品质的同时也必须努力吸引并接纳更为宽泛的人群、尤其是那些拒绝参加（或很少参加）教会活动、却对佛教抱有好感的“边缘群体”。

在新的世纪里，大陆佛教事业如何开展，是最值得教内教外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结合台湾佛教近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来看，对于目前汉语佛教界力推的“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不应只有单一的理解，而应具多元性。可以认定：“人间佛教”思想的发展趋向是开放性的，与之对应的教会教义也应该没有绝对的、终结性的结论。或许，“文化佛教徒”的出现及澎湃，将是“人间佛教”未来发展的主流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