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我最不怕的就是死 佛教不是保险公司

星云大师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奇迹。这位年近90岁，眼底钙化、腿脚不便、心脏开过刀、需要打胰岛素的老人，依然坚持每天听书、写作、会客、演讲等工作，直到晚上10点才休息。

2015年10月30日，星云大师在北京出席新书《贫僧有话要说》发布式。言谈间，他诙谐逗趣，思路清晰，似乎全不为病痛所苦。有人问佛教徒遭遇毁谤时该如何面对。大师说：“与其跟人争论，不如把谩骂化成自己修行的动力。大人不计小人过嘛。”台下听众笑声与掌声四起。赠书环节，他努力从轮椅上站起，欠身相赠，谦和之风令人感动。

这一次大陆之行，星云大师的行程排得很密集。10月17日，他从南京赶往宜兴大觉寺。第二天，多家媒体闻讯赶来，对星云大师进行采访。本以为他如此疲劳，可能会推迟晚上7点与《环球人物》记者的会面。怎料他不仅没有推迟，还提前5分钟到达会客大厅。他的脸上不但没有倦意，反而神采奕奕。大厅的灯光倾泻在他的黑色挂珠上，给每颗晶莹的珠子点上一个亮点，像是一只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我虽然看不见，但我可以听，可以用心去看，所以我知道你们带着许多问题而来。”

星云大师虽然在南京栖霞寺出家，但大觉寺才是他的祖庭。“76年前，大觉寺很简陋，但我很荣幸它在战争年代收留我，给我口饭吃。”10月18日，他在大觉寺大雄宝殿开光仪式上说，“10年前江苏省宗教局前局长翁振进问我可否回来复兴祖庭，我心里像触电一样。”于是，他复建了这片佛国净土。10月24日，他又赶赴无锡灵山，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

星云大师在世界各地建了200多个道场，是公认的一代高僧，是海峡两岸的一座精神桥梁。与星云大师相识多年，《环球人物》记者感到，他虽然越来越年长，却散发出越来越多的活力。在《环球人物》创刊300期之际，他向读者分享了近90年的人生感悟，把生死、名利、欲望这些世人参不透的话题剖析得异常透彻。

2015年10月17日，星云大师在宜兴大觉寺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谈生死：我最不怕的就是死

《环球人物》：您已经过了88岁“米寿”，很快就要九十大寿了，在经历诸多人生波折之后，您如何看待“生死”？

星云大师：死是人最怕的东西，不过很奇怪，我最不怕的就是死。1927年，蒋介石率北伐军与孙传芳在江苏开战。他们在我家门口厮杀，我就呱呱坠地了。10岁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我和家人从家乡扬州四处逃难。我的父亲在南京大屠杀中失踪了。我们随着难民潮，在枪林弹雨中求生，我常常就睡在死人堆中。

后来国共内战，我的那条小命就像根蜘蛛丝，一不小心就会断了。1947年，我20岁出头，在宜兴大觉寺主持寺务，并兼任白塔国民小学校长。白天国民党的军队来巡查，让我们抓共产党员。晚上共产党的游击队过来，向我们打听国民党军队的事。

有一天，十几个人跑了进来，我还不知道他们是谁，就被绑了起来，带到一个陌生的村庄，关进一个房间里。房间里还有近百人，每天都有两三个人被带走，要么被打得皮开肉裂，用门板抬回来；要么就被枪决，再也回不来。两个星期后，我也被五花大绑。我以为要被枪决了，但也不害怕，就是觉得21岁便断送生命有点遗憾。后来他们带我到了另一个房间，让我招供，我说我不知道要招什么。这几个人看我是个和尚，聊了几句，就把我带回了原来的房间。第二天，我被放了出来。后来才知道，是我师兄托人救了我。

1949年，我来到台湾，人地生疏，又赶上台湾“白色恐怖”，当局严格监管外来人口。我被警察逮捕过，关在桃园县的一座仓库里，警察每天早上把我叫起来盘问，一问就是好几个小时。后来是孙立人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等人把我救了出来。经历过枪炮子弹、拘留迫害，我还会畏惧生死吗？

20多年前，医生说我心脏2/3的血管都已堵塞，需要马上开刀。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现在先进，心脏开刀很危险。进手术室之前，我周围的徒众都劝我说：“师父，您这次去开刀，生死未卜啊！”我笑着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等我，我会凯旋归来！”我当时没有畏惧，觉得死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人的精神是不会死的。

《环球人物》：但生命毕竟是有限的，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去面对有限的人生？

星云大师：我认为生命的循环不是“生老病死”，而是“老病死生”。人如果病死、老死了，自会有新的生命诞生，就会再有希望。生命就像是木柴烧火，一根木柴烧完了，另一根木柴会继续燃烧。每根柴火虽然不同，但生命之火会生生不息。死亡就像是睡眠中的种子，你把它埋进地里，遇到水分、阳光、缘分，它就会成长，会开花结果，由死转生。花花草草都如此，人能例外吗？生命是循环的，所谓六道轮回，春夏秋冬，老病死生，一切都是循环的。宇宙、自然、生命是圆形的，无始无终。

虽然我年近九十，但向来对生死看得很淡。我一生与病为友，我这个老迈的机器已经不好用了，要赶紧让世间多些新的身体。不过我现在的身体还能给人欢喜，这让我很开心。见到喜欢我的信徒时，即使我的腿不好使，我也会下轮椅走上台，我要走给他们看，用行动告诉他们，师父身体还很健康，让他们放心。假如是见不喜欢我的人，我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这时我就赖在轮椅上，摆出无精打采、唉声叹气的样子，他们看了也会开心。人生就是一场游戏，很好玩。

2013年4月18日，星云大师在天津题写一笔字。

谈名利：佛教不是保险公司

《环球人物》：如果人生是场游戏，在这个过程中，您如何做到不为名利所动？

星云大师：我童年家贫，三餐不继，但我从来不觉得贫穷。我有手有脚，耳鼻舌身俱全，父母还给了我勤劳的性格。我三四岁时，跟着外婆学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家里没钱供我读书，外婆偶尔给我几个铜板去念私塾，认识几个字。当时物质贫乏，没条件写日记，我把一日所思记在心里，睡前温习，逐渐养成思考和反省的习惯。

1939年春天，12岁的我在南京栖霞寺剃度出家。我们每天以粥代饭，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一碟素菜。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日军骚扰，难民如流，生灵涂炭。面对种种艰辛，我的师父志开上人也很为难。不过，我对师父的收留之恩感怀于心，即使吃不饱也不要紧。这养成了我能忍、不贪图富贵的性格。

艰苦的条件可以锻炼人的力量，增加人的智慧。有了智慧，人就会明白“严于律己，宽容待人”的道理。我小时候也有贪欲心，也曾憎恨和嫉妒，跟普通人一样。不过后来我立志要做和尚，我要修佛，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有人走路东倒西歪，我走路就要正；有人坐下来歪歪斜斜，我要坐得规规矩矩。

同时，我们还要用心看心，要时刻注意心中的嫉妒、贪欲、愤恨等杂念，然后用“对峙”的方法去自我教育、自我觉悟。比方说，心有愚耻，就要用智慧去对峙；有愤恨，就要用忍耐去对峙；有执念，就要用“无我”“忘我”去对峙。人应当控制好自己的心神，才能多一份淡泊，多一份自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发表过一篇主题为“慎独”的文章，说的是没人监督的情况下，更要自觉严控自己的欲望。我那时就觉得他的心态、正义感和思想一定会超越众人。他果然不负众望，后来做了国家领导人。

《环球人物》：您经常在两岸受到领导人的接见，有人批评您为了名利，巴结高官权贵，是“政治和尚”。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评论？

星云大师：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不求那些功名利禄。我一生没当过官，也没有受过政府的补助。当年建佛光山拿不到寺庙登记，我也没去求地方长官。我从没主动去过一次政府，为数不多的几次都是被召见，不去不礼貌。我认同太虚大师当年抗日救国时提出的“问政不干治”的理念。我们佛教徒虽然放弃了治国的权利，但还是可以帮助社会树立道德标准，安定人心，帮国家建设秩序，改善社会风气，给国家做出贡献。

《环球人物》：您的信徒中也有很多官员，您是如何教导他们的？

星云大师：有些官员缺乏人格操守，不讲诚信，不廉洁。还有一些贪污受贿的官员进庙烧香拜佛，希望得到神明的保佑，这些都是不对的，不符合因果。佛教不是保险公司，“心正是佛，心邪是魔”，私欲过重，就会利用自己的权力侵占社会的资源，最终会受到法律、因果的严惩。一个官员要有人格操守，才能让人信服。官员要讲忠信、仁爱、道义，还要言行一致，为民服务，公正廉明。官员来到我这里，我便尽力教育他们；至于他们做不做得到，能做到多少，我没有办法强求。但我相信，人只要好好受教育，总会有所改变的。

台湾有个妇女会，里面所有妇女把她们的丈夫都托给我管，但我不会强制管他们，有必要时我就劝他们几句。比如说，有人贪图财富，我就跟他说：“享有比拥有好。人只能拥有世界的一部分，却可以享有全世界，包括日月星辰、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听进去，久而久之，我跟他们成了好朋友。

谈欲望：王永庆不能跟我比

《环球人物》：不仅是官员，现代人的生活往往被各种欲望裹挟。出家人是怎样做到无欲无求的？

星云大师：以前，台湾大学的副校长对我说：“奇怪，我们学校里的工作人员有周六周日，还有各种假期，但总感觉很累；我们每个月都有几万块新台币（1元新台币约合0.2元人民币）的薪水，但都觉得不够用。我看你们佛光山的人好奇怪，1000多个出家人，没有休假，没有金钱收入，但大家工作依然那么有精神，那么欢喜，这是为什么？”

我回答他说，你们有假期、薪水，但它们有穷有尽，不够用是必然的。我们出家人，没有假期，没有薪水，是无，无是无穷无尽的，无量无边的。不想要的话，本来就无所谓；想要的话，这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我们不在乎那几个钱或几天假，所以就没有那种欲望。

有人跟我说：“您要是不出家，也会像王永庆一样成功。”我想，他有很多的工厂、员工、现金，是台湾的“经营之神”，论财富我比不上他。但对于真正的富贵，他又不能跟我比。我们出家人心中有佛，有大千世界，这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他怎么跟我比呢？他也就有几个工厂而已，而我有全世界。

《环球人物》：儒家也讲“无欲则刚”“安贫乐道”，这与佛教是相通的吗？

星云大师：出家人没有奢求的欲望，所以不觉得自己贫穷，更何况贫穷可以磨练人的意志，给人智慧，这比金钱更重要，所以“贫而不贫，贫而富贵”。中国的圣贤，像老子、庄子、孔子，都能安贫乐道。一般人赚钱是为了自己，为了养家，但真正的出家人没有想过为自己赚钱，所以他们没有那个私心。佛光山1000多位出家人，都是“贫僧”，包括我。

《环球人物》：可很多人说佛光山并不“贫”。有媒体报道，佛光山的财产达130多亿新台币。

星云大师：我办了5所大学：台湾宜兰的佛光大学、台湾嘉义的南华大学、美国西来大学、澳大利亚南天大学、菲律宾光明大学。每所大学都要花几十亿，再加上养老院、孤儿院、公益基金，还有世界各地的设施与各种语言的刊物，总花费500亿都不止。出家人发愿做事也会需要钱，像建大雄宝殿、藏经楼等，但这都是为了寺庙打算。

50年前开创佛光山时，我就发誓不为自己积累金钱，“以无为有、以空为乐”。这么多年来，佛光山成就了很多事业，花了不少钱财。但佛光山没有一分钱是我的，我的名下也没有佛光山的任何不动产，我这辈子努力的一切都归于大众和社会。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万人施，万人舍，同结万人缘。我只是其中的一点因缘而已。

《环球人物》：您在物质上有没有需求？

星云大师：我身上不带钱、也没有存款，一生安贫、守贫、乐贫，从来不觉得贫穷。我的衣服几十年没换了，后来左膝盖那里破的洞太大，漏风，加上风湿性关节炎，实在忍不住痛，才换了新袍，用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

我也从来没用过专门的办公桌，到现在还在用40多年前那张绿色长条桌。我的所有一切，都是公家的。我的字刚写好，就被拿走了。我就像只老母鸡，刚生个蛋，蛋就被拿走了。老母鸡还会咕咕咕地叫，说：“我的蛋呢？”可我眼睛不好，看不到自己写的字，看不到钱，也不会过问，全由公益信托基金处理。我赚的钱要交给公家，公家再拿去报答社会。

我以前也动过给自己买东西的念头。有一次我在香港转机，在机场一家文具店看上了一件50元港币的文具。结果一摸口袋发现一分钱都没有。当时，我的秘书长慈惠法师走了过来，我对他说：“借我50块行吗？”“做什么啊？”慈惠法师问。“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我想买。”慈惠法师一看，丢了句“这东西我们台湾多的是”，就走开了。我当时愣在那里，心想：“哼，以后我也要带点钱。”可是，我已经习惯了口袋里没有钱，所以现在也不带钱。

《环球人物》：您如何让您的信徒也安贫乐道？

星云大师：我规定，佛光山的徒众们每人每月只有200块新台币，用来买生活必需品。但我们办的学校里老师的月薪都有8万块新台币，好多人没到月底就花光了，还要向徒众们借钱。老师因为开销大，觉得贫穷。徒众虽然只有200块，但用的少，相比之下就显得富有。所以有钱人不一定是富人，他们是富贵的穷人；没钱人不一定是穷人，他们是贫穷的富人，因为他们不贪用。最富有的人就是不贪用钱的人。

星云大师一生的历练和智慧，都凝聚在“节制欲望、看淡生死”中。无论多么敏感的问题，生死也好，“政治和尚”也好，他始终平静如水，温和如故。访谈结束后，他主动站起来，要求跟《环球人物》记者合影并握手。

他的腿不好，现在已经很少站立。他的手大而温厚，就像深秋的早上起床时带着身体余温的被子。就是靠这双手和这双腿，星云大师建起佛光山，复兴大觉寺，践行了“人间佛教”，增进了海峡两岸的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