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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可以不讲诚信
什么时候可以失信于人呢？为什么《孟子》上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呢？这是提醒人们学习圣贤教诲是有境界、有层次的。
《论语》上有一句话：“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告诉人们做学问有四个不同的境界。
第一个境界，“可与共学”。譬如我们一起学习传统文化、圣贤教诲，这是第一个境界。但是“未可与适道”，虽然我们学习的是圣贤教诲，但是有人并没有依教奉行。譬如虽然人们学习诚信，但是仍有人经常妄语，不守诺言。虽然人们学习了“各自责天清地宁，各相责天翻地覆”，但是在生活工作之中，依旧有人挑剔别人，这就是“未可与适道”，没有按照道去做。再譬如，人们学习夫妻相处之道，懂得“夫妇有别”。丈夫要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妻子要有德行，言传身教，起到相夫教子的作用，夫妻之间要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互相欣赏、互相赞叹。但是回到家庭生活中，却把这些道理抛到脑后，不依道而行。这也是没有适道。
“可与适道，未可与立。”这是第二个境界，就是当人们能够依教奉行，但是仍未达到第三个境界，就是“立”。“立”是屹立不摇。譬如一个人在小事上能够信守承诺，但当利益现前时，就忘记了诚信。当人们事事顺利时，能够孝顺忠诚。但是遇到困难时，就临危变节了。所以在纷乱的社会中，依然能够坚守孝心的，才是真正的孝子。在国家遇到危难时，依然能够忠诚的，才是真正的忠臣。《道德经》上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国家动乱之时，才看得出谁是屹立不摇的忠臣。当家庭不和睦之时，才看得出谁是真正懂得兄友弟恭、能够孝顺父母的人。在关键时刻屹立不摇，这是第三个境界。
但是这仍然不是学问的最高境界。学问的最高境界，“可与立，未可与权”。是可以通权达变。如果没有通权达变的能力，就会死守原则，以至于做错了，却仍自以为是。譬如中国人有句话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不杀生是教导人们要有仁慈之心。但是同时，圣贤人也教导人们做人要守信用，不能够欺骗别人。如果一个猎人在追一只兔子，走到十字路口，兔子向东跑。这时猎人向你询问兔子逃跑的方向，你就可以告诉他，兔子逃向西边。这就是通权达变。你虽然说了妄语，但是挽救了一个生命，也免去了猎人的杀生之业，对双方都有好处。所以虽然你没有守信，但是仍然符合道义。
孔老夫子曾经路过卫国的一个封地，掌管封地的臣子正在造兵器，准备叛乱，推翻卫国。孔老夫子最反对、最厌恶的就是这种乱臣贼子，所以他打算马上离开，并揭发这个臣子叛乱之事。但是不巧被这个臣子得知，于是派大军把孔夫子团团包围，并对孔老夫子说：“你对天发誓，绝对不会揭发我的事情。”在危机之下，孔老夫子无可奈何，于是对天发誓，绝对不泄露这件事情。但是军队刚刚撤走，夫子马上说：“去卫国”。他的弟子子路听后，不悦地问：“夫子，您怎么可以言而无信？”夫子对子路说：“一个人，在被要挟之下的信，可以不必遵守。”
被要挟只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信与义相配合，人们经常说“信义”。如果信不符合道义，却固执地坚守信用，就是“未可与权”，就是不知道何时应通权达变。对于正义的、符合道义的事情，要守信；对于不正义的事情，就不必守信，要灵活运用。
孔老夫子说：“假如我不去揭发，就会让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灾难。我一个人背信不要紧，但不能够让人民受难。”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一个人不失信于人重要，还是不使整个国家的人民受难重要？所以遇到问题时，我们要懂得如何正确地取舍。
有的人喜欢感情用事，为朋友两肋插刀，讲哥们义气。但是我们首先要去衡量，这个人是否值得我们两肋插刀。如果他去做错误的事情，我们却依旧为他两肋插刀，就是助纣为虐。所以做事要“依法不依人”。我们的所作所为要先衡量它是否符合道义，如果不符合道义，就不能只是忠于某个人而背弃道义。
这就是学问的最高境界“可与权”，懂得通权达变，不死守原则。什么时候可以权变？当做一件事情是为了大众、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不是为了自己，这个时候才能够通权达变。当然这件事必须是符合道义的才可以权变。如果死守原则，不能够通权达变，学问就做得太死板，不能够活学活用。比如历史上记载有一个书生尾生高，他和一个女子约定在桥下相会，结果女子爽约，又发了大水，尾生高死守承诺，抱着桥柱不肯离去，最后被大水淹死了，这就是不懂得通权达变所导致的。
“唯君子为能信，一不信则终身之行废矣，故君子重之”。只有君子能坚守信义，因为一旦不守信义，那么一生的作为都将被世人所否定唾弃，所以君子非常看重信义。把“信”和“义”配合起来解释，意思就非常圆满，不会被人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