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只是民族英雄 更是名垂青史的佛门弟子
稍懂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林则徐（1785～1850年）是晚清爱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曾担任江苏、陕西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署理陕甘总督、云贵总督，功勋卓著。是我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鸦片战争时的著名抵抗派领袖，禁烟运动的杰出先驱。这位“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林公晚年自刻印章语）的封疆大吏，还是一位虔诚的佛门弟子呢！对此，恐怕知之者就甚少了。在他身上，萦绕着佛家悲天悯人的情愫，其爱国佑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气概，体现了菩萨入世利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奉献精神。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竢村老人。1785年8月30日出身于福建侯官（今福州）一个比较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三岁即在其父林宾日办的私塾学四书五经，七岁开始习八股文，十二岁便以第一名成绩通过府试，十九岁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可见他从小即接受了正规的儒家思想教育，以后为了生计，一边学习，一边教书，并曾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之邀任司书。后遇福建巡抚张师诚，深受赏识，在其幕府辅佐四年。由此社会阅历渐广，看到港口厦门等地社会风气败坏，嫖窃成风，鸦片走私及吸毒现象严重，深感厌恶，并寓志治理。张师诚奉佛尤谨，曾辑《径中径又径》一书，劝策行人专修净业，多切至之语。林则徐自然深受影响，在他二十三岁（公元1807年）时，曾手书当时佛教界最流行的《佛说阿弥陀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和《大悲咒》、《往生咒》五种经咒，共贮一函，上题“行舆日课、净土资粮”八字，作为每日必诵的功课。其经本只有四寸多长，三寸多宽，每面六行，每行十二字，以便于随身携带。所书经咒，笔力遒劲，字迹工楷，端严秀美，一丝不苟，足见其对佛教的虔诚与恭敬。（林公逝世后，后人将其合订为一册，题为《林文忠公手书经咒日课》，1987年7月，中国佛教协会将此书影印流通。）在宗教信仰及其活动方面，林则徐除在日理万机和戎马倥偬中，坚持“行舆日课”，不废诵经念佛外，在《林则徐日记》中还可以查找到不少他供佛礼佛、求佛祈雨、写经赠友、忌日持斋、兴办佛事的记述。例如：嘉庆十八年癸酉（公元1813年），林公供职翰林院，在《癸酉日记》中载：“清晨，焚香叩头，斋心默祝”、“早晨，佛前供汤丸” 的记述。嘉庆二十一年丙子（公元1816年），林公奉派充任江西乡试副考官，在《丙子日记》中有“游龙泉寺，……在座食斋”、“望见庐山五老峰，巳刻至东林寺”，并瞻仰了该寺文物碑刻。嘉庆二十四年乙卯（公元1819年），林公奉派充任云南乡试正考官，在《己卯日记》（又名《滇轺纪程》）中记述，由京赴滇沿途参拜的佛寺有：河北安肃慈航寺、正定大佛寺、赵州古庙金山寺、湖南沅陵留云寺，有时干脆住在寺里。7月27日到达云南嵩明县时，“有寺曰海潮，适大雨如注，未得登眺为憾！”在诸佛菩萨中，林公最崇敬的是观音大士，除多次向大士行香、祈雨外，道光十八戊戌（公元1838年），在担任湖广总督期间，还在督署内建了观音庙，每日行香设供。在《戊戌日记》中，即有诣署中大士前行香，“大士神诞，黎明诣本署庙内设供行香”的记述。此外，林公担任江苏巡抚时，还为苏州观音庙题写了一副充满佛性的对联，联云：大慈悲能布福田，曰雨而雨，曰旸而旸，祝率土丰穰，长使众生蒙乐利；诸善信愿登觉岸，说法非法，说相非相，学普门功德，只凭片念起修行。在《林则徐诗集》中，也有不少反映林公参禅诵经、弘扬佛法、赞扬佛子、以佛咏景、以禅喻诗以及和佛教界人士交往的内容。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春，有七律《潘云浦封翁奕隽八十寿诗》中有句云：“衣钵祖庭传再世，旃檀香界话初禅”，看来这位潘翁也是一位佛门弟子，曾与林公一块说法参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七月，林公赴云南任考官，路过贵州黄平州飞云岩，岩上有观音大士立像，林公立即下车合十参拜诵经，在七古《飞云岩》中有句云：“中有古佛立亭亭，苾芻合十朝诵经；催落山泉作钟磬，秋色满岩云有声。”可见其虔诚心境。 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三月，林公与友人同游杭州西湖，有七绝四首，春暮偕许玉年及谷张仲甫应昌诸君游理安寺、烟霞洞、虎跑泉、六和塔诸胜，每处各系一诗，其中富有佛性的诗句有：“佛戒偏宜宽酒户，诗情都为检茶经；山僧为道同龛约，惆怅彭宣地下灵。”“足音何必遗空谷，心地从都悟慧根；试证前身罗汉果，三生石上与重论。”“茶梦园时参梵课，几声钟磬翠微中。”同年五月还有七绝《题天女散花图》云：“独向祇园证净因，诸天香雨隔红尘；多生结习难消尽，记取风花未着身。”林公讲的是修持中应达到的一种较高境界，既能“证净因”，又能做到“风花未着身”。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春，有七古《题冯笏軿“红杏枝头春意闹图”》，有句云：“三生慧福孰能兼，占尽韶华颇不廉；悟彻优昙天女散，不如趺坐一枝拈。”林公讲的是开悟，而且要像“世尊拈花，迦叶微笑”那样大彻大悟。可见其超然物外、向往禅悟境界的心情。同年闰三月，还有五古《“频伽礼佛图”为海宁朱贞女作》，中有句云：“不羡比翼群，不作精卫思，独爱妙音鸟，西方自修持；承颜老病母，稽首人天师；天人有沦谪，净土无分离；佛香出闺闼，白云满罘崽；遥看青莲花，已出七宝池。”林公热情赞扬了这位守贞不嫁，虔诚礼佛，一心修持的佛门弟子。同年五月，还有七律《东阿旅次赠龚暗斋观察》，中有句云：“桑下佛缘经信宿，芦中人影议模糊。”林公把在旅途中邂垢这位朋友，议为是有佛缘。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三月，有七律《题周相峰大令兴峰“湖上谒祠图”》，中有句云：“湖山也结甘棠想，香火难忘寸草心；比似圆通禅院里，宝书飞盖一长吟。”当时林公丧母正在服阕中，请僧人做佛事超度亡灵。可见其充满孝思。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林公丁父忧回原籍福州守制时，有七古《题韩云昉抚部克均“龙湫宴坐图”》中有句云：“雁山在郡不能有，康乐枉为永乐守；西来尊者此山开，掷丈云中玉龙走；涅槃一去蒲团空，但见法雨飞蒙蒙”、“是时公为入定僧，潮音千劫浑不膺；倏然挂杖一抚掌，龙来听法泉无声；拂衣笑视佛弟子，且为大千众生起。”林公把雁荡山大龙湫瀑布喻为西天佛祖掷杖化成的一条玉龙，而且是能够听法受化的神龙，把飞溅的水花喻为蒙蒙法雨，使佛理与美景融为一体，以佛喻物咏景想像丰富奇特。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六月，有七律《次韵酬潘星斋莹见怀之作》，中有句云：“懒吟回避债，倦客且参禅”，表明林公宁愿趺坐参禅而不愿会见众多的俗客。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四月，有五古《题“生公石上论诗图”》中有句云：“读诗如说法，索解入三昧；点头片石和，挽手两人对。”林公以禅（说法）喻诗，把读诗、学诗得其三昧比为“生公说法，顽石头点。”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十一月，有七古《齐梅麓彦槐“送古佛入焦山图卷”》，中有句云：“金人入梦始有佛，六代造像何纷纷；唐初采经及西竺，供养功德宜精勤。”“齐君种善多善根，古佛显应成妙因，杉板船轻剪江去，江风不动波澐澐。是日山中佛光现，异云五色明朝暾；音乐鸟鸣溪涧晓，旃檀香散林峦春。汲来冷泉作清供，曼陀罗雨吹细蕴。我闻八万四千幻名相，世尘讵著莲花身。天人感应现则一，刹竿自树波由旬。为君作歌歌止此，别有灵契君应闻，铜观音像光福村，在宋出士祈祀殷。雨旸征应纪前志，年久庙圮丛棘榛。前年去年两祷旱，杨枝滴水苏吾民。人无饥寒圣人悦，亲洒宝翰题遍璘。君如来游太湖滨，请依兰若瞻慈云。更将贞白摩岩手，一写裴休赞佛文。”林公这首诗，实际上也是一篇全面宣传佛教，弘扬佛法的赞佛文，既阐述了佛教传入中国的经过，又赞扬了那位“种善多善根”的齐君，感应佛祖，出现佛光。还建议齐君游太湖时去朝拜那尊“杨枝滴水苏吾民”的铜观音。林公曾两次请至杭州苏州行香祈雨，极为灵验。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六月，有七绝《潘公甫舍人冒暑游洞庭，舟过鄂州，留之不可，枉三绝句答之》，其一云：“去年曾对君山碧，天楚东南首重回；谁料杜门老居士，一帆六月剪江来。”林公的这位友人原是一位佛门老居士。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三月，有七绝《次韵和解筠前辈》，中有句云：“蛮烟一扫众魔降，说法冯公树法幢。”（按：“法幢”为佛教仪仗，林公把坚决打击英国侵略者比喻为佛祖高树幢，扫荡众魔。）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三月，有七律《辛丑三月，室人生日有感》，中有句云：“遥知手握牟尼串，犹念金刚般若经。”林公原配郑夫人也信佛，故以念佛诵经祝寿。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四月，有五律《次韵答宗涤楼稷辰赠行》，中有句云：“华严诵千偈，信否伏狂魔。”当时林公正赴戍伊犁途中，仍不忘念佛诵经，同时，还期望倚仗佛力降伏“狂魔”，也即指贪得无厌的侵略者。林公交往的佛教界人士中，既有在家的居士，也有出家的诗僧。在诗僧中，根据记述可以肯定有两位，一位是林公赞誉其“诗亦清隽”的镇江焦山定慧寺方丈巨超法师，一位是昆明西山华亭寺方丈岩栖法师。岩栖法师系林公在担任云贵总督期间结识的，两人过往甚密，林公对其诗甚为激赏，曾为《岩栖诗草》题七言绝句四首。诗云：“为助营斋诵法华，潮音散作曼陀花。何其合十参禅后，更擅吟擅手八叉。半偈修持静掩关，六时钟磬彩云间（上人居彩云阁）。个中悟彻诗三昧，砚洗平泉绮语删。”“闻道吴刚缔旧缘，曾修月斧广寒天；吾衰退尽生花笔，惭负推敲贾浪仙。前宵吟侣集衙斋，四韵分题各写怀。最是寒钟清梵梦，枕边诗味得来佳。”（昨课五华诸生，以“寒钟”等题分吟，上人见而有作，余赏其“诗味枕边回”之句。）郑丽生先生校订的《林则徐诗集》仅收有后两首，题为《岩栖上人以诗求题，率成与之》。林公亲笔题书的这四首诗，连同吴和甫学使题词，以后被刻于一块大理石屏上，岩栖法师圆寂后即嵌于其舍利塔，以当塔铭。今塔已毁，诗屏犹存。近年华亭寺已将该屏嵌于新建的藏经楼左侧墙壁上，供游客观赏。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秋，林公在云贵总督任内，以频年积劳，旧疾复发，奏请开缺回籍调理，已蒙恩准。因宦海浮沉多年，深感仕途险恶，加之相依为命的郑夫人于上年十月病逝于昆明，他本人年迈多病，因而萌发了看破红尘，归隐寺院的意向。离滇前有《袁午桥礼部甲三闻余乞疾寄赠，依韵答之》七律三首，其中一首云：“身似闲僧退院初，维摩丈室暗踟蹰。养病只合颓然卧，怀旧真惭迹也疏。但得支公怜病鹤，肯同赵壹赋枯鱼。愿君早拥南天节，或许相逢退食余。”此诗首联，林公把自己比为“退院”（即卸去方丈等领导职务）初期的“闲僧”，“维摩”即维摩诘菩萨名，林公在书斋中供佛或挂有菩萨画像，故称“维摩丈室”。第三联的“支公”即东晋著名高僧支遁，曾养鹤，“病鹤”为林公自喻。《枯鱼赋》典出《南史》“文学传•卞彬”，传因屡以直言忤帝，虽有才干仍被署数年不得仕进，乃拟赵壹《穷鸟》作《枯鱼赋》，自伤不遇。林公这两句诗表明其心迹中：只要有某位高僧大德发慈悲心，怜其病衰，愿意引度，他宁可追随遁入空门，也决不肯再像赵壹、卞彬那样热衷仕途了。此外，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林公家乡福州乌石山积翠寺重修完毕，林公应寺僧要求，曾撰写了《重修积翠寺记》。从以上《林则徐日记》和《林则徐诗集》的择要例举中可以看出，佛教或佛教文化对林则徐有着多么大的影响啊！林则徐清正廉洁，一身正气，其精神支柱与动力实源于佛教修证，并在社会实践中升华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表明我国丰富而悠久的传统文化有着提升、完善人格的特殊作用。这是我们佛教界值得自豪并应努力继承发扬的。林公作为一位民族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作为一位佛门弟子，又是佛教界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