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大师！佛教中国化进程中 这些高僧大德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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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是浙江省的宗教工作重点县，佛教历史悠久，东晋时期高僧云集，成为佛教大乘般若学研究中心，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近年来，新昌县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与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研究机构联手，开展佛教中国化发祥地研究，在挖掘文化积淀、赋予时代内涵等方面不懈探索。自2020年8月起，由国家宗教事务局主办的核心期刊《中国宗教》连续刊登“新昌佛教中国化”系列文章，分享新昌的佛教中国化历史传承与当代实践。

 新昌佛教中国化系列之十——新昌佛教法脉与佛教中国化进程概述

文：纯一

中国历代高僧运用老庄等本土文化阐释佛典，经“格义佛教”“学派佛教”和“宗派佛教”等过程，使佛教义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逐步形成中国化的佛教。

儒家所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由人兴，亦由人行。新昌佛教在佛教中国化历程中的地位凸显，也是以历代高僧大德为依托的。按慧皎《高僧传》、道宣《续高僧传》、赞宁《宋高僧传》、如惺《明高僧传》、明河《补续高僧传》、喻谦《新续高僧传》等六部僧传载，与新昌有关的高僧多达40多位。显然，历史上新昌聚集这么多高僧这一史实，有力佐证新昌是佛教中国化的发祥地。

现将六部高僧传中，曾驻新昌兴建寺庙、游历参学、登堂说法及出生于新昌的主要高僧简要情况做一梳理，以进一步明晰新昌佛教的法脉流衍。

一、晋代高僧

1.于法兰，高阳人，生卒年月不详，自小有异能。十五岁出家，便以精勤为业，研诵经典，夜以继日，求法问道必在众先。冠年即风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远，于法兰性好山泉，当闻知江东山水神秀，移锡剡东石城山，建元华寺即今天的千佛禅院。《高僧传》在第四卷设“晋剡山于法兰”条目，尊其为义解高僧的正传大德。

2.于道邃，敦煌人，十六岁出家，师从于法兰。学业高明，内外该览，善方药、美书札，洞谙殊俗，尤巧谈论，高简雅素，居石城元华寺，创般若“缘会宗”。《高僧传》在第四卷设“晋敦煌于道邃”条目，尊其为义解高僧的正传大德。

3.支遁（314-366），字道林，河南陈留（开封）关氏子。支遁二十五岁出家为僧，曾向书圣王羲之作数千言《道遥篇》讲解，后在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晚年移锡石城山，创立栖光寺。潜心注《安般》《四禅》诸经，撰《即色游玄论》《圣不辩知论》《道行旨归》《学道诫》等。晋太和元年（366）闰四月初四，在石城著《切悟章》，落笔而卒，墓葬石城山。是魏晋时代高僧和名士双重人格融合的典型代表人物，是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之一“即色宗”的创立者。《高僧传》在第四卷设“晋剡沃洲山支遁”条目，尊其为义解高僧的正传大德。

4.竺道潜（286-374），又名竺潜，字法深，人称深公。竺道潜俗姓王，山东琅琊人，东晋丞相武昌郡公王敦之弟。竺道潜十八岁出家，二十四岁即入皇宫开讲法华、大品。成帝咸康五年（339），因沙门跪拜争论，乃隐迹剡山。在剡东仰山创“本无异宗”。东晋宁康二年（374），竺道潜卒于仰山山馆，时年八十九岁。孝武帝特下诏曰：“可赙钱十万，星驰驿送。”中国佛教史上敕葬沙门，正是从竺道潜开始的。《高僧传》在第四卷设“晋剡东仰山竺道潜”条目，尊其为义解高僧的正传大德。

5竺法蕴，一直跟随竺道潜左右，认真学道，深入钻研释典，创立“心无宗”，在《高僧传》第四卷中被列为义解高僧的附见法师。

6竺法义（307-380），十三岁跟随竺道潜学习，是《高僧传》第四卷义解高僧的正传大德。

7.昙光（286-396），亦称帛僧光，江苏昆山人，少年习禅，禅根扎实，晋永和初游历江东至剡东石城山。建大佛寺前身“隐岳寺”，处山五十三载，晋太元末年（396）以衣蒙头安坐而卒，享年一百一十岁。《高僧传》第十一卷设“晋剡隐岳帛僧光”条目，尊其为习禅高僧的正传大德。

8.竺昙猷（?-396），又名法猷，敦煌人。自幼与苦行僧为伍，修习禅定，昙猷云游江左，至剡东石城山，乞食坐禅。《高僧传》第十一卷将其列为习禅高僧的正传大德。

9.竺道壹（329-399），俗姓陆，吴人。少年出家为僧，贞正有学业，应有讲筵之谊的越州帛道猷之邀，常游说于剡东石城、沃洲。倡导“一切诸法，皆同幻化”，创立“幻化宗”。是《高僧传》第五卷义解高僧的正传大德。

10.于法开，是于法兰的弟子，于法兰至石城山，其师傅于法兰去世后，续修元华寺，于法开善于思考，常深思孤发，研习般若，创立“识含宗”。是《高僧传》第四卷义解高僧的正传大德。

11.竺法崇，少年入道，以戒节见称，又敏而好学，笃志经典，尤擅长法华教义，游剡各地，是《高僧传》第四卷义解高僧的正传大德。

12.支昙兰（337-419），青州人，蔬食乐禅，诵经三十万言，晋太元年间（376）游历剡东习禅讲经，后憩始丰赤城山。是《高僧传》第十一卷习禅高僧的正传大德。

剡溪石城山宝相寺——新昌大佛寺

二、南朝高僧

1.慧静（410-468），俗姓邵，吴兴余杭人。居贫履操，厉行精苦，风姿秀整，容止可观，开始游学庐山，又迁居剡东的法华台，后憩东仰山，以弘法为务。是《高僧传》第七卷义解高僧的正传大德。

2.昙济（411-475），现山西永济人，据谢灵运《山居赋》及有关佛教典籍记载，昙济曾长期隐居剡东孟塘山一带修道传教，研究般若学，所著的早期佛学重要名著——《七宗论》就问世于现云居寺所在地的孟塘山。是《高僧传》第七卷义解高僧的附见法师。

3.僧护（?-498），会稽剡县人，少年出家，齐永明四年（486）居石城山隐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数十余丈，上有丛树，曲干垂阴，中央有如佛焰光之形。僧护每行至壁所，辄见光明焕炳，闻弦管歌赞之声，于是擎炉发誓，愿博山镌造十丈石佛，以敬拟弥勒千尺之容，使有缘者均能同睹龙华三会。齐建武年间，遂招结道俗，初就雕剪。疏凿数年，仅成面璞。染疾临终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功，第二身中，其愿克果。”即现大佛寺石佛。《高僧传》在第十三卷设“梁剡石城山释僧护”条目，尊其为兴福高僧的正传大德。

4.僧祐（445-518），俗姓俞，梁天监十二年，应梁武帝诏，赴剡县石城造佛。天监十五年（516）三月十五毕功，请好友刘勰作《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记。是《高僧传》第十一卷明律高僧的正传大德。

三、隋唐高僧

1.智顗（538-597），字德安，俗性陈，复名光道，世称智者大师。祖籍颍川，出生于华容。十八岁投湘州果愿寺法绪门下出家，并从慧旷律师学修，二十三岁后拜慧思为师。三十岁到金陵讲经弘法。陈太建七年（575）秋九月，到剡东石城寺，“吊道林之拱木，庆昙光之石龛”，顶礼膜拜石弥勒大佛。随后，上天台山华顶峰。隋开皇十七年（597）应晋王杨广力邀，抱病下山。行至剡县石城山告之：“吾于彼佛前命终。”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时，卒于石城山大石像前，享年六十。《续高僧传》第十七卷设“隋国师智者天台山国清寺释智顗传”，尊其为习禅高僧的正传大德。

2.普明（531-617），本名法京，俗姓朱，会稽人。陈太建十四年（582），听智者大师说法，并顶礼皈依，跟随智者大师左右，专求禅法，智者大师在石城寺圆寂，普明与灌顶同奉大师遗书晋谒晋王杨广。是《续高僧传》第十九卷习禅高僧的正传大德。

3.灌顶（561-632），字法云，俗姓吴，原常州义兴人，自陈至德元年（583）以来，一直紧随智者大师左右，并随闻随记。唐武德、贞观年间，灌顶大师匿迹石城智者大师寂灭处，潜心研究天台宗经典，结集智者大师遗著。是《续高僧传》第十九卷习禅高僧的正传大德。

4.道宣（596-667），俗姓钱，丹徒人，《宋高僧传》记载，道宣母娠时梵僧托梦曰：“汝所妊者即梁朝僧祐律师，祐则南齐剡溪隐岳寺僧护也。”新昌大佛寺《宝相寺宗谱》尊道宣律师为宝相寺列祖。是《宋高僧传》第十四卷明律高僧的正传大德。

5.玄俨（674-742），俗姓徐，唐开元二十四年（736），玄俨律师驻锡石城寺，整修弥勒佛像，乃内倾衣钵，外率檀那，布以黄金之色，镕以白银之相，七宝由是浑成，八珍于焉具足。石弥勒大佛焕然一新，功同再造，史称“玄俨重凿大佛”。是《宋高僧传》第十四卷明律高僧的正传大德。

6.神楷，俗姓郭，太原人。神楷在越州剡石城寺述作，素有巧性；于剡溪南岩之下，映水塑貌。是《宋高僧传》第四卷义解高僧的正传大德。

7皎然，字昼，俗姓谢，长城人。皎然与会稽灵澈为道交，与皇甫曾交结，必高吟乐道，皎然在沃洲山留有数首诗。是《宋高僧传》第二十九卷杂科声德高僧的正传大德。

8.寂然，俗姓白，号头陀，唐大和二年（828），寂然访天台胜境，至剡沃洲山。观支遁岭、养马坡、放鹤岑，追思昔日竺道潜、支道林卓锡之处，与戴逵、王羲之、郗超、孙绰、许询游憩之地。他深感此地景色特异，又闻高人胜士聚栖，如归故乡，恋而不能舍去。三年遂成大院，五年佛事兴。后终于山院。大和七年（833），白居易在河南作《沃洲山禅院记》，刘禹锡书之。《宋高僧传》于第二十七卷设“唐剡沃洲山禅院寂然传”，尊其为兴福高僧的正传大德。

9.灵澈（816-886），俗姓汤，字源澄，会稽人。与刘长卿、皇甫曾皆倾心相交，曾撰《天姥岑望天台山》诗，与刘长卿诗《送灵澈上人归沃洲序》，录入《全唐诗》。是《宋高僧传》第十五卷明律高僧的正传大德。

四、宋元高僧

1.端裕（1085-1150），号佛智，吴越王钱鏐裔孙。多次至石城山参拜先祖筹款修缮的宝相寺石弥勒大佛。是《明高僧传》四集第四卷习禅高僧的正传大德，亦为《补续高僧传》《新续高僧传》中的正传大德。

2.济颠（1150-1209），法名道济，浙江临海人，俗姓李，名心远，字湖隐，号方员叟。落发于杭州灵隐寺。曾云游国清寺、宝相寺、祇园寺、观音寺诸江南名蓝，后居净慈寺。是《补续高僧传》卷第十九感通高僧的正传大德。

3.融照，字慧光，世家为越之剡地南明人，名闻京师，诏嘉奖，赐师号。得其法者居简、宗矩、宗权皆法门之龙象。是《明高僧传》四集二卷义解高僧的正传大德，亦为《新续高僧传》义解高僧的正传大德。

4.炳同（1223-1302），字野翁，俗姓张，新昌人。曾仗锡华藏寺、延胜寺、雪窦寺。是《新续高僧传》四集卷第六十一杂识高僧的正传大德。

五、明清高僧

怀渭（?-1375），字清远，晚号竹庵，俗姓魏，南昌人氏。自幼性颖异，诵书属文，略加指授便尔开悟。主会稽宝相寺，对五时八教多有启迪。所著四会语录及诗文曰外集者若干卷行世。《新续高僧传》于卷第五设“明会稽宝相寺沙门释怀渭传”，尊其为义解高僧正传大德。

此外，尚有近代修持净土的著名高僧印光大师为新昌大佛寺座上宾；近代“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弘一法师为大佛寺书有诸多墨宝；出生于新昌的兴慈法师被尊为“天台宗四十二世祖”。当代高僧海灯法师，抗战前夕专访大佛寺，顶礼膜拜石弥勒大佛；当代高僧通一大和尚，1985年出任大佛寺寺管会主任，重组僧团、重建大佛寺；中国佛协副会长明旸大和尚专程赴新昌，为大佛开光典礼主法、为悟道方丈升座送座。当代佛门长老悟道老和尚，1991年住持新昌大佛寺，呕心沥血重振大佛寺雄风。

总之，从新昌佛教法脉传承的谱系来看，佛教的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贯穿于佛教初传至今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我们要做的，就是总结历史上佛教中国化的经验，汲取古德先贤的智慧，立足当下，放眼未来，积极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一步厘清“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继续沿着高僧大德的足迹，高提祖印，持续推进佛教文化同中华文化的相互融摄，这不仅是教界和学界责无旁贷的课题，也是当下贯彻落实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具体体现。同时，我们也要更加深入地挖掘新昌佛教这一区域文化形态所承载的中国化佛教之义理思想和文化传统，深入地揭示佛教中国化到中国化佛教华丽转身的历史过程，这对我们当前佛教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作者：纯一法师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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