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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三）
孔子的弟子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每日弹琴休闲，不怎么离开公堂，单父就被治理得很好。而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巫马期治理单父时，披星戴月、事必躬亲，忙碌得不能安居，单父才得以治理。巫马期就问子贱：“为什么您弹着琴，很安逸地就把单父治理好了？”子贱回答道：“我的做法是任人，就是任用贤人。而你的做法是任力，靠的是出力。”“任力者固劳，任人者固逸也。”出力的人当然会劳苦奔波，能够任用贤德的人，自身就会很安逸，而国家也能够得到治理。子贱就属于任人者，所以他四肢安逸、耳目不劳、平心静气地就把单父治理好了。巫马期却恰恰相反，他劳心费力，亲自去教诲百姓。虽然单父也得到了治理，但是并没有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最高的治理境界就是无为而治，而要达到无为而治的根本就在于领导者自身要有德行，不嫉贤妒能，信任德才兼备之人，对他们委以重任，这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舜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选用了五位贤能之人，他们各司其职，舜自己就非常安逸。
《淮南子》中说，古代虽然设立了法律，但没有人触犯刑罚，并不是因为该惩罚时没有惩罚，而是因为百官都能各守其责，所以各种政绩都兴盛、成功，各项事业都治理得很好，礼义道德都建立起来了，根本就没有人触犯法律。
任用贤德的人，具体的做法就是把天下最贤德之人举荐出来，任为三公；把国家中最贤德之人举荐出来，任为九卿；把一县之中最贤德之人举荐出来，任为二十七大夫；把一乡之中最贤德之人举荐出来，任为八十一元士。根据他们德行、才能的高低大小，授予适当的官职，让他们承担与职位相当之事。这样，道德教化由天子达至百姓，以位重之人来制约位轻之人。上面倡导什么，下面的民众就跟着应和什么；上面一有行动，下面就会自然跟随。四海之内同归一心，共同背弃贪婪鄙陋，而心向道义。用这样的方法教化百姓，就像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一样，没有人不跟从。所以，古人任才都是根据德行才能的高低进行取舍，而非任人唯亲，或者徇私枉法，也不是根据个人好恶和关系亲疏任用人才。
《群书治要·刘廙政论》中讲：“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于己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则其臣不思其所以为国，而思其所以得于君，深其计而浅其事，以求其指扌为。”君主之所以尊敬人臣，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任用了臣子，并加以信任，把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们，他们就能够帮助自己治理国家，保住太平。如果君主多疑，凡事亲力亲为，臣子就不再思考怎样可以治国，而是思虑怎样可以得到君主的欢心。他们一心一意、想方设法地讨君主欢心，而不是思考怎样把事情办好。换句话说，大家都在琢磨人，而不是在琢磨事。这是因为君主对于所任用的臣子心存怀疑，所以事必躬亲，不想真正放手让臣子去做事，于是造成过多干预。结果臣子也比较聪明，他不想着怎样把事做好，因为做得太好，君主、领导可能还嫉妒他，所以他就想方设法地投君主所好，君主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君主爱好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样，君主对他也就不再疑虑和防范。
领导者之所以事必躬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属下不能够完全信任。而如果领导者总是管理这些小事，而忽略了作决策、任贤使能等治国的大事，就会导致“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只看到近处的东西，却忽略了长远的谋划。导致“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本末倒置，只顾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的流弊。现在整个社会在作决策的时候都存在急功近利、舍本逐末的问题。《大学》中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但当男女青年在择偶的时候，往往看重家庭条件、出身、财富等，而忽视对方的德行。有些人作决策的时候，往往只看到某项目（如赌马）能够带来多少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它给道德人心和社会风气带来的消极影响。如果人人都见利忘义、急功近利，社会问题就会层出不穷，社会管理成本也会大大增加。
中国古人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就是要求把人心的治理，以及伦理、道德的教育放在首位。从这句话中，领导者可以学习体会古人决断的深谋远虑，避免“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