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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察广博，明辨邪正（下）
贞观时期，尚书右仆射（尚书右仆射、左仆射相当于宰相）杜如晦上奏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了一篇奏折‘拔士论’（选拔、提拔读书人的论）。奏折里讲道，人的思维是有限的，一个人不能担任好几个职务，所以应当多选拔一些人来担任这些工作，不能一个人身兼数职。”杜如晦说：“这一段话应该是针对我们（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兼任了好几个国家重要职位的人。”
唐太宗听了之后，对戴胄说：“朕是以至公来治理天下，不是因为这几个臣子跟朕关系不错就委以重任；不是因为他们是跟了朕很长时间的旧臣，朕才偏向他们，而是因为他们都具有真正的才能和德行。所以，陈师合这么讲，其实就是在毁谤这些大臣，刻意地离间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过去三国时期的蜀后主虽然昏弱，南北朝时期的齐文宣虽然狂悖，但是因为蜀后主信任诸葛亮，齐文宣信任杨尊彦而没有丝毫的怀疑，才使其国家得以安定。今天我也是因为有杜如晦、房玄龄等这些大臣，才能使国家得以治理。”唐太宗下令把陈师合流放到岭南去了。唐太宗虽然引导群臣要直言不讳、敢于劝谏，但是他在接受劝谏的时候，也明辨是非邪正。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他听闻古代帝王上合天心，都能以上天的仁慈之心来治国，因而能让天下太平。同时，这些帝王除了有仁爱心之外，关键还在于有这些股肱大臣的辅佐。他体会到这一点，于是广开直言之路，鼓励臣子劝谏。唐太宗广开言路的目的，是要了解政事得失，避免百姓之中有被冤枉的。但是近来发现，这些上奏言事的人都在揭发别人的隐私，谈论百官的缺点，而且非常琐碎，与国家的安定和谐根本没有关系。大多数人都在利用皇帝广开言路的机会批判别人的隐私。
唐太宗接着说，他考查历史上的很多皇帝，都是因为一些人攻击臣子的隐私，造成君主怀疑臣子，对臣子不再信任。而一旦君主不信任臣子，下情就不能上达。臣子“欲尽忠极虑”，臣子想竭尽全力地为国家出谋划策，也做不到。中国人非常讲中庸之道，没有偏颇一边。虽然鼓励人们犯颜直谏，提出不同意见，直言不讳，但是也要辨别谄媚之言，诽谤之言、以及不符合公义之言，不能听之任之。不能因为那些没有见识的人专门告发别人的隐私，进献谗言，而去怀疑臣子，搞乱君臣之间的关系，这对国家没有丝毫帮助。所以，唐太宗下令，从今以后，假如有人上书攻击别人的阴私小恶，就要定进谗言的罪。
唐太宗一方面广开言路、听取谏言，另一方面能够明察、分辨这些劝言的谏正，从而作出正确的决定，使谋划、策略不至出现大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