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黄龙派走向衰微的外缘因素 之战乱的制约以及传禅中心的转移

为什么我们认为宋金战争和南宋内乱构成黄龙派走向衰微的最直接外缘性因素？冯学成居士说：“南宋初年，因金宋交兵，洞庭又有杨么之乱，江西兵祸亦频，寺庙大受其损，故黄龙第五代、第六代、第七代均多在浙江和福建。”冯氏只是蜻蜓点水提及这一点。闫孟祥先生也做过一些分析：“两宋之间的军事斗争，影响到禅宗的生存。朝廷与禅的关系变化较多，对禅的发展造成影响。”但是没有具体分析，故本文有再行分析的必要。

首先，江西、湖南之境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兼之江西、湖南农民战争包括南宋叛将引发的重重内忧外患，几个对于社会稳定发展的极端不利因素刚好与黄龙禅系以江西、湖南作为最主要根据地的情况形成一种叠合，造成黄龙派发展进程中相当重要的制约性外缘条件。

南宋都临安，故临安之北之西的淮、汉流域为宋金两大主战场。北方尚有长江天险和布置重兵作为屏障，临安之西则经常性成为金兵侧翼迂回进攻的主要路线。宋金战争中，金人多次从西路进兵，企图控制襄汉包括长江中游，因为一旦在江西、湖南之境立足，从西面高地压迫临安的军事态势即成为南宋政权最大的威胁。故金人多次利用骑兵优势，实施大迂回的战法，屡屡突破西路宋军防线，由江西、湖南深入南宋腹地。金兵所过之处，“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旷闲。遗黎惴惴，何求不获。”“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入衡州界，有屋无人；入潭州界，有屋无壁”。上面所述，只是战争对于江西、湖南社会危害程度的一个简单缩写，可见作为黄龙派传禅核心区域的江西、湖南，民不聊生，深受其害。包括南宋朝廷数十年都惶惶不可终日，江西、湖南僧界的灾难又如何能够苟免？禅宗灯录中亦记载不少僧界对于宋金战争危及禅宗发展的事实。

世俗文献中还有不少当时战乱直接危害黄龙派的记载，陆游《黄龙山崇恩禅院三门记》云：自浮屠氏之说盛于天下，其学者尤喜治宫室……师与弟子四出丐乞，积累岁月而后能举。其坏也，无卫守谁何。一日寇至，则立为草莽丘墟。故天下乱则先坏，治则后成。予于是盖独有感焉。黄龙山方南公时，学者之盛名天下，而其居亦称焉。中更夷狄盗贼大乱之后，学者散去，施者弗至，昔之闳壮巨丽者，尝委地矣。

极为偏僻的黄龙山祖庭，曾经的“闳壮巨丽”，在“中更夷狄盗贼大乱之后”，也就是金兵和匪寇的劫掠之后，只能是“尝委地矣”。陆游所记在乾道三年（1167），时当孝宗朝廷。其总结了寺院废毁的缘由，“其坏也，无卫守谁何，一日寇至，则立为草莽丘墟”，“故天下乱则先坏”。寺院并不具备自我保护的能力，千百年形成的佛教道场，随时可以毁之于一旦。这一段材料可以视作南宋初期宋金战争以及战乱影响黄龙派佛教发展的一段剪影。

江西、湖南农民战争包括叛将引发的内乱同样危及黄龙派的持续发展。北宋末年一直到南宋后期，江南的农民战争和南宋叛将引发的内乱，此伏彼起。这里仅仅举其荦荦大者：徽宗宣和二年睦州青溪农民方腊起义，领众十数万，先后攻占六州五十二县，直到宣和四年方被镇压平息；宣和三年，义乌、兰溪、剡县等地农民起义；建炎四年，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钟相起义，得鼎、澧、 潭、岳、辰等州十九县民响应，前后维持达六年之久；建炎四年，信州贵溪县王宗石起义，利用摩尼教相联络，发展到十多万人；十一月，吉州农民起义，攻占江西、湖南八个县城；绍兴元年，虔州陈颙起义，到绍兴三年起义军发展到十多万人；

绍兴三年，杨太以洞庭湖为据点，起义军发展到二十万人；绍兴十年，湖南郴州宜章县农民起义，攻下桂阳、郴、道、连、贺等州；乾道元年，郴州宜章县弓手李金发动起义，迅速形成万人大军。这都是发生在江西、湖南，或者起义过程中与江西、湖南联系甚为紧密的几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除此，南宋多叛将，他们一则勾引金人和伪齐政权，挑起战乱，一则在叛乱之地烧杀掠抢并到处流窜，危害极大。如建炎初，徐明叛乱，四出攻城略地；建炎二年，李成率众数万在淮北叛乱，烧杀抢掠，次年进驻江西，盘桓数年，绍兴元年方由江西败退湖北；建炎三年的苗、刘之乱，波及范围亦广。

战乱最大的危害是对禅僧的人生安全造成直接威胁。《五灯会元》卷十九载录太平勤禅师法嗣常德府文殊心道禅师：（建炎三年）至闰三月，贼锺相叛。其徒欲举师南奔者，师曰：“学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贼至，师曰：“速见杀，以快汝心。”贼即举槊残之，血皆白乳。

虽说心道禅师“血皆白乳”能够震慑当时的农民军，然而身且不保，如何传禅？《嘉泰普灯录》卷十记载黄龙派第三代死心悟新法嗣性空妙普庵主：建炎初，徐明叛，道经乌镇，肆杀戮，民多逃亡，师独荷策而往。贼见其伟异，疑必诡伏者。问其来，师曰：“吾禅者，欲抵密印寺。

“徐明叛”的直接后果是“肆杀戮，民多逃亡”，诚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黄龙派最基层的信众遭受战乱的摧残，直接损害了黄龙派传禅的基础。

战乱危及黄龙派发展的第二大表现则是破坏寺庙道场。《五灯会元》记载慧日雅禅师法嗣平江府觉海法因庵主云：“居庐阜三十年，不与世接，丛林尊之。建炎中盗起江左，顺流东归。”“盗起江左”之后，法因庵主只能避而远走，放弃三十年修行的庐山寺院。又《山谷集·洪州分宁县青龙山兴化禅院记》云：

绍圣丙子岁，众请漳州僧以弼住持。弼常入黄龙心、泐潭文之丈室，自以为闻得力句于东林常总禅师，不能补坏支倾，偷过岁月。锐意兴作，必欲自我一新之……夫东林千岁之功，发地除之，不遗一像一室。为屋千楹，成坏无不如意，然未及以道接十方也而化去。今弼尚未老，讫臻厥成，尚行总公之道哉！故为之记。

曾经“夏屋崇成，金碧照烟云，如夜摩睹史之宫从天而堕”的庐山丛林，数十年之后，“不遗一像一室”。尽管这里黄庭坚在举扬以弼禅师的重兴之功，但不能掩盖庐山丛林被战乱残毁的事实。

其次，战乱的直接后果即造成传禅中心的转移。黄龙派禅师的地域性分布，主要指僧人开山住寺的地理分布。黄龙慧南早年游历的范围比较大，但是后期住持寺院完全集中在江西西北山区一带。黄龙第二代弟子见收录的有九十五人之多，笔者根据五部灯录并参考吴立民先生等所撰《禅宗宗派源流》，单纯从门弟子名号显示的住持寺院层面予以统计，其中江西有35位，湖南有15位，湖北有8位，浙江11位，江苏4位，福建8位，安徽4位，四川2位，广东1位，广西1位，山西1位，河北1位，另外三名嗣法居士。明显可以看出，住持江西的黄龙禅僧达三分之一强。

黄龙派第三代尊宿是规模最大的一代，共计329位。其中江西有81位，湖南52位，湖北14位，浙江24位，江苏13位，福建27位，安徽9位，四川41位，另外河南、广东、广西、山西、河北共计数十位，不予一一罗列。因为黄龙派向全国范围的快速扩张，在第二代尊宿的基础上，绝对数据增加了一倍多，除了湖南、四川之外，其他省份尚难争雄，可见黄龙派在江西的良好发展态势。但住持江西的黄龙禅僧比例已经下降到四分之一弱。

黄龙派第四世尊宿，计174位。择其大端，其中江西有38位，湖南30位，四川19位，安徽16位，浙江13位，江苏8位。江西依然呈四分之一弱势，湖南呈六分之一强，江西仍是龙头，湖南、四川紧随其后，构成黄龙派势力范围的三大核心，与第三代的比例尚有一致之处，但是应该注意到，禅僧的绝对数量下滑幅度比较大，说明黄龙派有萎缩的迹象。

黄龙派第五世尊宿，计55位。江西6位，湖南4位，福建7位，浙江13位，江苏4位，其他省份人数分散。江西、湖南合起来只有十位黄龙禅僧，绝对数量大幅度下滑，而且占不到五分之一，浙江、福建尽管只有二十位，然而比例占近五分之二，而且重心有向浙江、福建甚至江苏东南转移的表征。

黄龙派第六世尊宿，统计有十八位法嗣，其中江西2位，浙江6位，江苏6位，湖南1位，安徽1位，福建1位，朝鲜1位。一度风行江西、湖南的黄龙派，到第六世，曾经的根据地竟然只有三位禅师能够在灯录中留下名字，而江浙共十二位禅师，构成黄龙派发展的主体。黄龙派第七到第九世，灯录仅仅收载七位禅师，其中浙江4位，湖南1位，安徽1位，日本1位。其间也可以看出黄龙派在江西湖南发展的重心逐渐向东南沿海转移的趋向，而且越转越弱。

禅宗的发展与维持，其外在条件中，首要的是稳定的社会环境。北宋末年到南宋初期，江西、湖南因为战乱频仍，摧毁了黄龙派传禅的地域物质性基础。南宋迁都临安，浙江、江苏和福建区域的社会环境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因此，禅学中心的逐渐向东南发生转移，这也构成以江西、湖南为传禅重心的黄龙派迅速衰微的一个重要外缘条件。

（摘自《吴越佛教》第15卷）

一花开五叶

结果自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