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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下效，至诚感通
对传统文化教育的信心是成功的关键。肯定人性本来良善，是传统文化教育的起点和基础。人确实是可以通过圣贤教育教好的。所以，中国古人一直秉持“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这也是传统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所秉持的信念。
就道德教育而论，上行下效才是最好的教育方法。说到“教”，确实不是言教，而是身教。《晏子》中记载，齐景公向晏子请教道：“明王之教民何若？”圣明的君主是怎么样教导人民的？晏子说：“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养民不苛，而防之以刑。所求于下者，不务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下从其教也。”意思是说，首先要使教育明确，法令也明确，君主要率先垂范，对待人民不能很苛虐，要用刑罚来防止他们作奸犯科。要求臣民做到的，君主必须首先要做到；禁止人民做的，自己也一定不能做。这样，臣民才能够服从君主的教诲。所以，领导者和教育者先受教育，是教育成功的根本所在。
贞观初年，有人上疏给唐太宗，希望朝廷能够罢免一些佞臣。唐太宗看了之后说：“朕所任用的都是贤者，你觉得谁不是贤者？”这个臣子说：“微臣从小在乡间长大，目前也判断不出谁是贤德的人，谁是奸佞的人，但是可以请陛下有一天故意装作很生气，然后讲一些不正确的话，看看有没有人敢不惧怕陛下的雷霆之怒，对陛下犯颜直谏，这样的人就是正直之人。假如陛下很生气，讲的话不正确，还有人奉承陛下，那这个人就是佞臣。陛下通过这个方法就能看出谁是奸佞之人。”
我们看唐太宗是怎么样应对他的。唐太宗对当时的大臣封德彝说：“流水的清和浊就在它的源头，君主是政治清明的源头，臣子、百姓就像流水一样。现在朕这个君主，要先用诈术，那不是故意演戏吗？故意演戏，朕当君主的已经不正直了，还要测出臣子的正直，有没有这个道理？这就好比源头是污浊的，还希望流水是清澈的，从道理上是讲不通的。”唐太宗很有正气，能够明辨是非。假如我们没有看到后面唐太宗的这些话，也许会认为这个臣子提出的方法挺不错的。
唐太宗还讲到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譬如魏武帝，也就是曹操。唐太宗看了曹操的一些历史，觉得他诡计太多，很不认同他的做法，觉得上位者，作为一个国君这样做事情，很难教化老百姓。曹操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也不可天下人负我”，这个就不能学。当然唐太宗也是很讲人情事理的，他对上书的人说，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朕想用大信、诚信在天下立足，不欲以诈术来教化百姓，所以“卿言虽善”，爱卿讲的方法虽然不错，“朕所不取也”，但是朕不能够采用。他没有一下子全部否定这个臣子，还是鼓励他提建议。但是他也借着这个机会教育了他的臣子，不能够用诈术。我们看整部《中庸》强调的就是一个“诚”字，古人说“至诚如神”，至诚感通，而不是用诈术、诡计等方法获得成功。所以，我们学了圣贤经典就能够明辨是非。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厚黑术、诡诈方法等，这都不是正道，都是枝末而已。
所以，要教民，首先领导者要受教育。我们翻开“四书五经”，几乎没有看到哪一句话是教导老百姓的，全都是劝导君主和领导者的。百姓怎么受到教化呢？实际上是从领导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学到的。古人说：“言教者讼，身教者从。”你用言语去教导他，自己没有做到，他就会有争讼、有逆反，说你都没有做到，有什么资格教我呢？你自己不去说他，自己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都符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下属就从你的身上学到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