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人各有命，命运最是不讲理

神明的大自然，对每个人都平等。不论贫富尊卑、上智下愚，都有灵魂，都有个性，都有人性。

但是每个人的出身和遭遇、天赋的资质才能，却远不平等。有富贵的，有贫贱的，有天才，有低能，有美人，有丑八怪。

凭什么呢？人各有“命”，“命”是全不讲理的。

孔子曾慨叹：“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是命，就犟不过。所以只好认命。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曾国藩顶讲实际，据说他不信天，信命。许多人辛勤一世，总是不得意，老来叹口气说：“服服命吧。”

……

我认为命运最不讲理。傻蛋、笨蛋、浑蛋安享富贵尊荣，不学无术的可以一辈子欺世盗名。有才华、有品德的人多灾多难，恶人当权得势，好人吃苦受害。

所以司命者称“造化小儿”。“造化小儿”是胡闹不负责任的任性孩子。

我们常说“造化弄人”。西方人常说“命运的讽刺”，并且常把司命之神比作没头脑的轻浮女人，她不知好歹，喜怒无常。

所以有句谚语：“如果你碰上好运，赶紧抓着她额前的头发，因为她背后没有可抓的东西了。”也就是说，好运错过就失掉了，这也意味着司命之神的轻浮任性。

可怪的是我认为全不讲理的命，可用各种方式计算，算出来的结果可以相同。这不就证明命有命理吗？没有理，怎能算呢？精通命理的能推算得很准。

有些算命的只会背口诀，不知变通，就算不准。

算命靠“八字”。“八字”称“命造”，由“命造’推算出“运途”。“命造”相当于西方人所谓“性格”（Character）；“运途”相当于西方人所谓命运（Destiny）。

一般星命家把“命造”譬喻“船”，“运途”譬喻“河”。“船”只在“河”里走。十年一运，分两步走。命有好坏，运亦有好坏。命造不好而运途通畅的，就是上文所说的笨蛋、浑蛋安享富贵尊荣，不学无术可以欺世盗名。

命好而运不好，就是有才能、有品德的人受排挤，受嫉妒，一生困顿不遇。命劣运劣，那就一生贫贱。

但“运途”总是曲曲弯弯的，经常转向。一步运，一拐弯。而且大运之外还有岁运，讲究很多。

连续二三十年好运的不多，一辈子好运的更不多。我无意学算命，以上只是偶尔听到的一些皮毛之学。

孔子晚年喜欢《周易》，作《说卦》、《序卦》、《系辞》、《文言》等，都是讲究阴阳、盈虚、消长的种种道理，类似算命占卜。反正有数才能算，有一定的理才能算。不然的话，何以算起呢？

既然人生有命，为人一世，都不由自主了。那么，“我”还有什么责任呢？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就行了。

人不能自己做主，可以从自己的经验来说。回顾自己一生，许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但有些事是否由命定，或由性格决定，或由自由意志，值得追究。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锺书一口拒绝不要。我认为在联合国任职很理想，为什么一口拒绝呢？

锺书对我解释：“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

我认为他受到某高官的赏识是命。但他“不吃胡萝卜”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自由意志。因为在那个时期，这个职位是非常吃香的。

要有他的聪明，有他的个性，才不加思考一口拒绝。

抗日胜利不久，解放战争又起。许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所以我们对共产党不免害怕。

劝我们离开祖国的，提供种种方便，并为我们两人都安排了很好的工作。

出国也不止一条路。劝我们留待解放的，有郑振铎先生、吴晗、袁震夫妇等。他们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这话我们相信。但我们自知不是有用的知识分子。

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用的。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又如我二十八岁做中学校长，可说是命。

我自知不是校长的料，我只答应母校校长王季玉先生帮她把上海分校办成。当初说定半年，后来延长至一年。季玉先生硬是不让我辞。

这是我和季玉先生斗志了。做下去是千顺百顺，辞职是逆水行舟，还兼逆风，步步艰难。但是我硬是辞了。当时我需要工作，需要工资，好好的中学校长不做，做了个代课的小学教员。

这不是不得已，是我的选择。

因为我认为我如听从季玉先生的要求，就是顺从她的期望，一辈子承继她的职务了。我是想从事创作。这话我不敢说也不敢想，只知我绝不愿做校长。

我坚决辞职是我的选择，是我坚持自己的意志。绝不是命。

但我业余创作的剧本立即上演，而且上演成功，该说是命。我虽然辞去校长，名义上我仍是校长，因为接任的校长只是“代理”，学生文凭上，校长仍是我的名字，我的印章。

随后珍珠港事变，“孤岛”沉没，分校解散，我要做校长也没有机缘了。但我的辞职，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命，是我的选择。也许可说，我命中有两年校长的运吧。

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都是当时处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

算命的把“命造”比作船，把“运途”比作河，船只能在河里走。但“命造”里，还有“命主”呢？

如果船要搁浅或倾覆的时候，船里还有个“我”在做主，也可说是这人的个性做主。

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

烈士杀身成仁，忠臣为国捐躯，能说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中注定的吗？他们是倾听灵性良心的呼唤，宁死不屈。如果贪生怕死，就不由自主了。

宁死不屈，是坚决的选择，绝非不由自主。做主的是人，不是命。

第二次大战开始，日寇侵入中国。无锡市沦陷后，钱家曾有个男仆家居无锡农村，得知南京已失守，无锡又失守，就在他家晒粮食的场上，用土法筑了一座能烧死人的大柴堆，全家老少五六口人，一个个跳入火中烧死。

南京失守，日寇屠杀人民、奸污妇女的事，很快就传到无锡了。他们不愿受奸污、被屠杀，全家投火自焚。

老百姓未必懂得什么殉国，但他们的行为就是殉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