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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来自佛经的寓言告诉我们人身难得
01
高山穿针
《提谓经》中说：
“如有一人在须弥山上以纤缕下之。一人在下持针迎之。中有旋岚猛风。吹缕难入针孔。人身难得甚过于是。”
就像一个人在须弥山上用细线垂向山底下，另一个人在山下用线来穿针，中间狂猛的飓风，这细线进入针孔的非常难，得到人生之难也是如此。
02
大海捞针
《菩萨处胎经》经中说：
一针投海中，求之尚可得。
一失人身命，难得过于是。
人身的难得，难于大海捞针。
03
盲龟浮木
据《杂阿含经》记载：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大地悉成大海，有一盲龟寿无量劫，百年一出其头，海中有浮木，止有一孔，漂流海浪，随风东西。盲龟百年一出其头，当得遇此孔不？”
佛陀告诉各位比丘说：比如大地也都变为大海，有一个盲龟寿命无量，一百年在这样的大海中伸出水面一次头，大海之中漂浮着一块木头，中间有一个孔，在海浪中随风飘荡，盲龟百年一出头，能正好从这个空中伸出头吗？
经中的比丘说，当然不能了，木头在浩瀚无边的大海里东西南北飘动，小小的乌龟从木孔中伸出头的几率是在太小了。在六道轮回的众生转生人身的几率或难度，也就如盲龟浮木一样的微乎其微。
04
爪上尘土
在《杂阿含经》中，佛陀用无量无边的大地之土和指甲缝中微量的土相对比。
人间的众生命终之后转生人间者，就像指甲缝里的尘土那样的极其微少。转生到地狱道中的就像大地土一样无量无边。饿鬼、畜生道众生也是如此。
05
万劫不复
得到人身非常难，但是失去人身非常容易。再复得人身的话，需要漫长的时间，乃至数万劫都难以恢复人身。
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释初品中舍利弗因缘第一六(卷第一一)记载一则佛教故事：
有一只鸽子飞过来，佛用宿命通观察它，发现八万劫之前是一只鸽子，再往后的八万劫还是鸽子，转不到人身。
因此，在《梵网经菩萨戒序》才有“一失人身，万劫不复。”
06
念念近死
《罪业报应经》中说：
水流不常满，火盛不久燃 。
日出须臾没，月满已复缺。
尊荣豪贵者，无常复过是。
人身难遇而容易失去。人身念念之间都在接近死亡，就像猪羊被牵向屠宰场一样。
因此，《涅槃经》中说：
观察众生的寿命，常被无量的冤仇所围绕，念念损减而没有增长，就像一泻千里的洪水一样无法停歇。也像朝露一样只有短暂的停留。也像囚徒走向刑场步步逼近死亡。
《摩耶经》中说：
譬如旃陀罗，驱牛就屠所 。
步步近死地，人命疾过是 。
就像旃陀罗驱赶牛到屠宰场一样，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人的寿命快速的终结同样如此。
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西汉末，东汉初。几乎和佛教传入中国的同时，佛经也传进了中国，传说汉明帝因为梦见了佛，派人到西方求经，使者回来，用白马驮来了佛像和佛经，还请来了印度的僧人，明帝因此特地在洛阳修建了那座现在很有名的白马寺。来华的印度僧人就住在白马寺里，译经，传教。这种传说虽不一定可靠，但至至少说明中国翻译佛经的历史几乎和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一样早。
可靠的记载是，从东汉末年起，许多外国僧人——印度的和那时称作“西域”的其它各国的——来到了中国，或者凭着记亿，或者凭着带来的文本，翻译出大量的佛经。他们译经时有中国人作助手。后来，佛教在中国传播渐广，中国人也有自己译经的。参加译经的不仅有中外的僧人；也有好些不是僧人，而是对佛教有兴趣的中国学者、文学家。翻译的水平也渐渐提高起来。再到后来，不少中国佛教徒就不辞艰辛，舍生忘死，跋涉万里，亲自到“西天”——现在的印度去学习和研究佛教，携回经典，翻译成汉文。这时翻译的佛经就更多，质量也更高了。我们都知道“唐僧取经”的故事，那位唐僧唐玄奘在历史上原是一个真实的、了不起的人物。
这种佛经翻译事业，从东汉时开始，到了唐代，达到极盛，又一直延续到宋代，宋代以后才基本停止了。但在这同时，我们的一个兄弟民族，藏族，他们用自己的语言翻译佛经的工作却方兴未艾。
这样算来，佛经的汉译工作，前前后后进行了将近一千年。在这一千年的时间里，无数的中外高僧大德，孜孜矻矻通力合作，翻译了许许多多经典。他们的成绩是惊人的。举例来说，有一种南宋末年雕刻的佛经丛书，一般称作《碛砂藏》，收经就有一千五百多部，六千三百多卷（里面有少部分是中国僧人自己的著述）。而这部丛书没有收的，翻译了却没有保存下来的佛经还很多很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样长的时间内，以这样大的规模，把另一个国家、另一种文化的典籍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形成新的一整套典籍，这种事，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是少见的，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中国人以前知道的佛经和佛经故事，主要靠的就是这些翻译家们努力工作的结果。
佛经的汉译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历史上有些什么影响和意义呢？
首先，佛经翻译和佛教这种宗教本身在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连。佛经翻译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佛教成为一种势力和影响很大的宗教。但更重要的是，佛教文化是我们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接触的外国文化，它使当时的中国人大开了“眼界”。由于佛教的传播，我们不仅知道了一种新的宗教，也了解到了印度的哲学、逻辑、语言学、文学、艺术、天文学、医学等科学，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刺激了我们自己文化的发展。这恐怕是比佛教本身更有意义的一件事。就这方面来说，佛经的翻译有着很大的功绩。
我们这里只简单提一下文学方面的情况。佛经在中国翻译出来后，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发生的影响就十分突出。
秦汉以来，我国就流行神仙传说，到了南北朝时代，出现了一种专门写鬼神和怪物的文学作品，叫做“志怪小说”。这些志怪小说很明显受到当时大量翻译的佛经的影响，其中有的故事几乎完全就是从佛经里搬来的。到了后来，这种文体进一步发展，在内容范围上更加扩大，就成为唐代的“传奇”。我们从中仍然可以看到佛教文学的影响。这些情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里早就指出过。
敦煌发现的“讲经文”和“变文”，现在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学者们讨论的热门课题。谁也不否认，它们是在佛教文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有些学者还把变文和中国一千年来丰富的白话文学传统联系起来看，认为它可能是文学史中这种新文学形式的起源之一。
我国古代的戏曲产生得比较晚，有些戏曲故事也吸收了佛经中的材料。我们这里所选的故事中就有一个例子。
至于著名的小说《西游记》，它和佛教文学的关系简直不用提了。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和尚在今天是妇孺皆知的人物。我们多数人都知道如来佛、观音菩萨、罗汉等等。他们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最早往往是从这本书中得来的。
有一些小的寓言故事，比如“瞎子摸象”、“鳖鱼向猴子借肝”、“猴子捞月亮”等等，在人民群众中流传很广，最早也是从佛经中来的。连我们念小学时就知道的“曹冲秤象”，有人考证，认为实际上也是从一个佛经故事改写成的。因为这种寓言故事短小，宗教味也不浓厚，我们吸收了往往还不知道。鲁迅先生说：“尝闻天竺(即印度)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亦随在可见。”(《集外集·痴华鬘题记》)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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