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秀蓉：云南汉传佛教教育的昨天与今天

内容：
云南涵盖了三大语系佛教（图片来源：资料图）谈到云南汉传佛教教育，就必然要谈到汉传佛教的寺院制度与学习制度、汉传佛教经典、汉传佛教改良运动以及云南佛学院等。

寺院制度与学习制度。

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汉传佛教寺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十方选贤传法寺院”（又称“十方丛林”），另一类是“子孙传法寺院”（又称“子孙继承寺院”）。

十方丛林一般是规模较大的禅宗寺院，有健全的寺院制度，如昆明的华亭寺、宾川鸡足山的祝圣寺等。

这些寺院可以为各地志愿出家的人举行授戒仪式，也可为各处居家修行的人授居士戒。

子孙传法寺院相对规模较小，仅有当家师一名，主管全寺事务，其余为剃度僧人。

这些寺院的僧侣需向十方丛林寺院请法受剃，接受法印。

无论是十方丛林还是子孙传法寺院，其学习方式基本上是师父带徒弟。

沙弥（徒弟）要向师父学习唱诵、敲罄、上殿、过堂、诵经、礼佛、巡查等各项仪规，学习《大般若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十诵律》等各类经律论，遵行寺院的各种规章制度。

沙弥升为比丘，要进行授戒仪式。

授戒后，发给一纸戒牒、一套僧衣、一只食钵，才正式成为佛门弟子，可以出外游方参学，进一步学习。

当代，云南汉传佛教的寺院制度及僧职较前略有变化，一般设当家、副当家和执事三职。

此外，云南各地的汉传佛教寺庙都有各自的寺规制度，繁简不一，其内容不仅有教义教理和戒律规定，还包含了具有当代社会特点的僧尼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汉传佛教经典。

云南汉传佛教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形成了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经书典籍。

其中不仅有从内地请回云南的《大藏经》，还有本地刻本佛经、南诏大理时期的写本佛经，以及高僧大德的注释和著述等，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

现存较为著名的有：元代刻印的《大华严方广普贤灭罪称赞佛名宝忏》，明代云南单刻佛经如《慈悲道场忏法》、《大方便报恩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及《妙法莲花经》等，清代的《金刚汇解》、《千佛名经》、《楞严解冤释结道场仪藏》等，均具有云南边疆地区的特色。

佛教改良运动。

辛亥革命后，以太虚法师、圆瑛法师和欧阳渐居士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倡导了全国的佛教改革运动。

他们提出“人间佛教”的口号，组织新型佛教团体，兴办佛学教育，出版佛教刊物，以使佛教获得新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云南佛教界人士也顺应时代发展，进行了佛教改良运动。

1912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成立。

云南也成立了云南佛教会，成为中华佛教总会的一个支部，虚云法师任会长，地址设在昆明文昌宫，后迁到北门街的慧林庵。

云南佛教会成立后，在昆明开办佛教讲习所，聘请省内外法师为僧众讲经说法，传授佛学知识。

特别是在太虚法师兼任云南佛教会理事长期间，着力进行佛教界整顿，传授佛学、维护寺产、振兴佛教，重视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佛教界的联系，对云南佛教改良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38年，太虚法师曾筹建云南佛学院，当时成立了董事会并被推选为院长，后因故未建成。

后来，太虚法师派人到芒市组织成立了滇边特区佛教联合会，开办了佛化小学，加强了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沟通联系。

在这一时期，随着全省各地佛教组织的成立，讲经说法、刻经著说的法师、居士也逐渐增多。

虚云法师、戒尘法师、洱源诗僧彗明、会泽居士陈维庚等人，在云南各地寺院、佛教会、居士林甚至居士家中集会讲经，说法弘教。

有的法师、信徒还捐资翻刻佛经，结缘施送，以扬佛法。

云南佛学院。

我国佛教教育兴起于20世纪初，自近代高僧太虚法师创办武昌佛学院、杨仁山居士创办支那内学院始，内地兴起了“庙产办学”之风，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一大创举，打破了传统的经院式或“师带徒”的教育方式，在近代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当代佛教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全国逐步恢复了40多所初、中、高级佛学院，担负起了培养佛教僧才的任务。

1993年，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云南省开办云南上座部佛学院。

1997年，云南上座部佛学院更名为云南佛学院。

2004年12月，云南佛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员。

云南佛学院设有安宁本院、西双版纳南传佛教分院、迪庆藏传佛教分院、大理宾川鸡足山尼众部，已培养学生783人，现有在校生9个班共265人。

学院课程设置有宗教政策及法律法规、历史、语文、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史、佛学基础知识、沙弥律仪、比丘戒、菩萨戒、藏语文、南传戒律、巴利文等40多门课程。

学员毕业后，有的回到原寺庙担任教职人员，有的则到国内其他地方佛学院或者泰国、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继续学习深造。

原标题：云南汉传佛教教育

发布时间：2016-01-31 18:53:01
来源：就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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